就其本性而言,任何文化史都是欲望史,它向人们揭示了欲望生长的进程、表达形态,以及欲望发生的机制和原因,人处理欲望的各种手法,等等。与传统文化史相比,欲望史将更明澈地展示文明的历史本相。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欲望是因欠缺而引发的主体心理状态,具有匮乏、收缩和否定性的精神特征,甚至是镜像或语言中的骗局。拉康坚信,欲望只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链”而已。但德勒兹则把欲望视为创造、生产、膨胀和肯定性的要素,具有解放和革命的力量,应当得到充分鼓励。后现代哲学的这种严重分歧,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母题的重大意义。   借用德勒兹的概念,也许可以把华夏农业文明视为一架古老的欲望机器,它按二十四节气的节律生产农作物和欲望,进而产生强大的群体性能量,大幅度修改田野与城镇的面貌。这种机器通常拥有一种二元结构:一个来自物质或语词的驱动力,以及一种有效的刹车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驱动/制动机制,欲望的运动,总是在放纵和压制之间摆动,而它的运动踪迹,勾勒出文化史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   跟猎人社会相比,“食草型”的农业文明并未大幅提升生活资源的数量,但改善了食物的储备能力。在仓颉造字的年代,“仓”就是粮食的象征,而在日神统治的年代,舜曾因修缮粮仓而遭到家人的谋杀,差一点被烧死。   另一方面,硕鼠偷盗仓粮的不道德行为,也遭到来自民谣歌手的抨击(《诗经·魏风·硕鼠》)。这些神话和历史叙事证明,“仓”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事物,这种粗陋的建筑容器,大幅提升了农夫的储备能力,搭建出“丰衣足食”的幻象,进而膨化消费欲望。对于粮食及肉类的饥渴,从胃和口腔的深处涌出,炽烈地燃烧在殷商和两周的鼎器之中,映照着华夏文明的早期岁月。   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都热衷于制造“欲望灭国”的反面神话。在妹喜、妲己和褒姒的祸国传说背后,是对末代国王的色欲的道德谴责。人们被反复告知,正是王的欲望吞没了他自己的国家。据说,为博得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妺喜一笑,桀王不惜大量撕毁绢帛。这是精神分裂的美学现场,器物的灵魂在惨叫,其间包含着欲望破裂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是解忧和欢愉的源泉。裂帛就此超越了物的限定性,跟女人一起,成为情欲和罪恶的担当者。   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欲望之仓”的储备已经完成,它需要一种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区域战争。先秦诸侯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在权贵层面上触发了第一次欲望大爆炸。他们深知,“周礼”必须加以销毁,以便为欲望的生长开辟道路。   为扑灭或加持这场大火,诸子百家被紧急动员起来。思想在权力的压迫下出现分裂:士大夫要么站在欲望的对面,如墨家和道家;要么站在欲望一边,如法家和名家;或者维系着某种暧昧的摇摆立场,如儒家和“黄老之学”。在纷杂的“百家争鸣”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处置人的欲望。墨翟赤脚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皮肤黝黑,神色坚定,向世人示范低度欲望的生命状态。但在欲望大爆炸的年代,很少有人愿意倾听那孤寂的声音。   从先秦时代到北宋为止,欲望表演的主要舞台基本位于“东轴线”上,也就是从长安、秦岭沿汉水(包括邻近的河南洛阳和开封一带)连通襄阳。这条轴线是西戎人的战地,也是孕育帝国文明和欲望的早期摇篮。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的主要成果,除了贡献诸子百家,还贡献出著名的欲望暴君始皇帝嬴政。营造长城的意义,不仅是在阻止北方蛮族的入侵欲望,而且要阻止本土农夫们的造反欲望。长城是农业时代最严厉的“欲望围城”。不仅如此,在征服六国之后,皇帝竟然下令销熔天下兵器而铸成十二铜人,放置于宫庭之中。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具有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那就是用暴力征集民间的欲望(铜),并且垄断它们,把它们变成皇帝本人的私人典藏。嬴政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欲望独裁者,他垄断了权力、制度、思想、言语、人民、女人、消息、简册、土地、物资和道路,直至世界上最奢华的坟墓。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   经过两汉和魏晋的挣扎,被打压的欲望开始重新生长。“竹林知识分子”躲藏于距京城洛阳四百里之遥的乡野,在纵酒、服药、操琴、吟诗和佯狂的同时,向道家索取抵抗欲望的秘方,却无法避免死亡的危机。嵇康临刑前演奏的《广陵散》,让世人听到了悲愤的裂帛之音,它宣告了欲望躲避策略的失败。   在唐宋两朝,农业种植技术已经渐趋成熟,长安街上行走着不同肤色的居民,制造出全球化或半全球化的繁华景象。在那些意乱情迷的青楼上,狎妓咏词成了时尚潮流。文人的风情在吟诵中被放大,在此后的上千年里,持续地引发缠绵而哀怨的回响。   不仅如此,说书人在坊间大量涌现,他们讲述的故事(情爱、神鬼、武侠和探案),不断刷新欲望空间的宽度。而在后宫深处,皇帝和妃子的爱情也在秘密展开。这场最高等级的爱恋,虽然要面对着史官的谴责,却受到文人白居易的喝彩。作为一种宫廷样本,它向草根民众示范了情爱所能企及的深度。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的最大成果,就是“缠足美学”的确立。据说,是南唐舞女窅娘的纤足,因受到后主李煜的青睐,而触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恋足癖风潮。这是一种欲望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规训女人的脚足、乳房和灵魂,另一方面鼓舞男人的情欲。女人必须缓慢而小心地低头行走,竭力压抑自身的欲望。但小脚女人的窈窕身姿,反而向男士们发出暧昧的召唤。肉欲在三寸金莲上燃烧和跳跃,犹如千万枝蜡烛,照亮了他们的迷狂表情。   跟“缠足美学”遥相呼应的,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它是欲望的大脚,为底层士人提供进入社会高层的便捷方式。它还确立了欲望的联动逻辑:只要“金榜提名”,就能“洞房花烛”。这是权力、情欲和家庭欲望的一揽子实现方案。没有任何书生能对此无动于衷。   中国是个具有高度持续性的道德国家,它接受了儒家、佛家和道家伦理的三位一体管理。男人在科举中题写严肃的政治理想,而女人则在女红中绣入柔媚的情欲。不仅如此,在宋代理学那里,欲望管理在严苛性方面达到了历史高潮。理学家洞察了欲望爆炸的现实,试图阻止它们的快速生长,他们提出“灭人欲”的口号,从反面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泛滥的现状。表情忧戚的道德家,就此向世俗欲望宣战,但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欲望并未被阻断,而道德家却赢得了显赫的名声。   忽必烈家族统治下的元帝国,知识分子的欲望叙事,面临着严重的种族主义障碍。士大夫无法发挥自己的叙写能力,逐渐沦为沉默的一代,只有少数下层文人混迹于勾栏和酒肆,为“低俗喜剧”(杂剧)撰写脚本,并以这种方式向民间欲望致敬。但大多数农夫的理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欲望旅行路线,甚至无法逾越村头社戏舞台的边界。   第三次欲望大爆炸   明代是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越过蛮族统治的岁月,汉人指望重新召回北宋的文化幽灵,由此引发了第三次欲望解放的浪潮。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权力中心向东部转移,形成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轴线(也即东轴线,跟西轴线遥相呼应)。它紧邻太平洋西岸,衔接大陆和海洋,营造出人口和器物流转的全新地理格局。   我们已经看到,工匠及其手工艺在太湖流域得到令人惊讶的勃兴,形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器物制造、贸易和消费中心。木造、织造、瓷造、铁造、酱造和书造等风起云涌,超越了古老丝绸的物种限定,器物的谱系已经大致完备。城市里到处悬挂着商号的五色旗幡。在这个浪潮中,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器物、珠宝、木料和香料,为中国工匠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   就在这个年代,鉴于海上非法贸易的兴盛,各种薯类和蔬菜被广泛引入,令中国人的食谱变得更加庞杂。不仅如此,围桌合食的餐饮制被广泛采用,酒与茶的对偶制也已经确立,形成席卷所有餐桌的美食革命。所有人都加入了争夺佳肴的桌面之战。而这种餐桌上的模仿和竞争行为,成为推动食欲的动力。毫无疑问,中国人在面对大饥荒的同时,也经历了食欲大爆炸的蛊惑时刻。   这里要特别提及来自美洲的辣椒。作为一种最犀利的欲望激素,它从江浙一带登陆,而后在全国迅速蔓延,成为民众厨房的核心香料。没有任何一种调味料能像它那样,如此价格低廉而品味锐利,侵入每一道菜肴,刺痛并愉悦舌头,奋力改造着中国人的口味。辣椒是燃烧在身体内部的幽暗火焰。而另一方面,甜味作为富有的象征,占据了太湖流域的餐桌,它傲慢地推开重咸味,企图判处它与穷人为伍。在味觉的层面上,欲望发动了争夺口唇的暗战。   江南私家园林,是第三次欲望浪潮的最高成就。它是欲望表演的精致摇篮,是器物陈列的展室,是家园、戏台、花园、山水和避难所的复合体,是所有欲望及其投射物的百科全书。它以退休官员的名义,向文士、戏子和名妓发出了迷人的召唤。…

  伊沛霞是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写作了十几本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之后,她开始关注宋徽宗,一个充满争议的帝王,她遍读史料,重新审视这个复杂的中国皇帝   想象一下宋徽宗时期的开封城。与开始就被规划为都城的大唐长安不同,宋都开封由一座州郡治所发展而来,起初,它远没有长安城恢弘。开封城里没有对称分布的宽阔大街,也没有整饬分明的功能规划区,以及专门划拨的集市场所。   有宋以来,开封的人口密度一直在增加。太祖定都开封前,开封的旧城墙每边不足3公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城墙外建屋,每一边的城郭被扩至7公里,白色的城墙高达12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布21座城门。城门外,一条30米宽的护城河环拱。新城墙将开封府的规模扩大了3倍。徽宗的童年时代,护城河又被扩建至宽77米、深约5米。当时,开封府的居民已经有一百二三十万。   在开封府的正中央坐落着王朝的心脏——皇城所在,它从视觉上象征着王朝的政治中心。京杭大运河自西向东横贯开封城,将其与扬州、杭州等南方重镇相连,丝绸稻米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开封。每天清晨,猪倌驱赶着几千只猪进入城门。这些粮食谷物,有些进入皇家粮仓,有些进入市场。贩售同类商品的商铺自发比邻而居,有专门卖金银的街巷,还有集勾栏、酒肆、客栈、茶馆与妓院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区“瓦子”,马行街的夜市灯火通明,以至于“蚊子与苍蝇都会躲得远远的”。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宋徽宗》一书中以细腻的工笔描绘徽宗童年和登基后的宋都开封,那里生机勃勃,市民生活空前发达,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政权的威胁,似乎会一直繁荣下去。   寻找宋徽宗   伊沛霞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这所学校以浓厚的古典学传统和对学生的高要求著称。60年代末,伊沛霞大三,学校要求人文学科的学生从主要的东方语言选择一门学习,伊沛霞觉得印度文明似乎太过于精神化,而大洋彼岸,中国正在发生“文革”,那是美国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试验充满好奇的年代,也是东亚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的年代,伊沛霞选择了汉语。   没想到去教室上课第一天,老师竟然从古汉语开始讲起,但伊沛霞还是觉得挺有意思。大四那一年,她又主动选了古汉语,就此,伊沛霞一脚踏入了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研究领域。此后,伊沛霞读研究生时转入了汉学研究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75年拿到博士学位。但直到她博士毕业,她还没有真正的去过中国,相反,她在有限的资料里遨游,试图贴近古代中国的呼吸。   70年代中期,伊沛霞刚进入学界时曾读过一套史景迁主编的系列中国人物传记,那套书帮助她那一代人去了解当时尚属神秘的中国,从那时起她就在心中种下写一本中国人物传记的念头。   博士毕业后又过了几年,1978年到1980年之间,伊沛霞终于有机会去中国旅游,伊沛霞对展现在眼前的一切感到吃惊而心醉:古老的文明正以逐渐开放的姿态从新的体制中焕发活力。而六年前的1972年,西方世界还只能通过受邀去北京拍摄纪录片《中国》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眼睛观察这个古老文明。   或许是受芝加哥社会学派传统的浸润的缘故,伊沛霞在学术生涯早期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历史学家,她希望自己的研究不仅仅着眼于中国历史的重要的帝王或名儒,而能触及更广泛的精英阶层,1978年,她以贵族家庭为单位展开的研究成果《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出版。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后三十余年,她从汉唐转向宋朝,话题从家族转向妇女又转向文化的视觉层面,为美国汉学奉献了逾12本著作。   伊沛霞在传统的论证性的学术叙述中引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细节,这使她的著作更加丰满,吸引了学术界和校园之外的更广泛的读者。从执教之初,她就致力于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写作,为此她很注重自己的表达效果。她最初的努力是在一门中国历史课上,当她为学生编撰课程读物时,她特意选取那些可以活跃课堂气氛的文本。之后,她受邀为普罗大众撰写一本中国史,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为很多大学基础课的通行教材。   写完自己的第一本书后,伊沛霞发现宋朝历史可以为挖掘古代贵族家族提供更深入的话题空间。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相较于唐朝,宋朝留存下来更丰富的史料,宋人热爱以笔记体记录当时的风土人情与奇闻轶事,有助于后人重建有关宋代家庭的历史和普通人的生活场景。整个80到90年代,伊沛霞尤其着迷从宋朝时人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中追问人类学问题。重视时人的记录也成为伊沛霞后来写作《宋徽宗》时延续的一种治学态度。   在90年代以后,随着图像学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崛起,伊沛霞对历史研究中的视觉对象和视觉方法兴趣日渐浓厚。伊沛霞认为,历史不仅仅存在于言辞,城市的空间布局、礼仪的制式、建筑的样式、书画内容以及风格,都承载了历史的叙事。   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对象,他参与艺术实践、城市规划、建筑营造,同时以个人的历史嵌入更大的历史进程中?起初,伊沛霞选中了南宋诗人刘克庄,这位诗人著述颇丰并在朝中担任要职,卷入过南宋末年的政治风波。但随着不断阅读收集资料,1998年左右,伊沛霞发现徽宗是一个更理想的研究对象,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实践十分全面地与空间、建筑、景观、雕塑、绘画等视觉因素相结合,还因为他在其中展现了鲜明的个人取向。   文人皇帝?   有关徽宗的研究在国外汉学界已经有一些成果,有汉学家重新研究徽宗时的权臣蔡京,还有学者专门研究徽宗的诗,但这样一本全方位透视徽宗的书尚属首次。伊沛霞广泛博取徽宗手诏、大臣奏疏、史官记载与文人笔记,尽量做到不偏重任何一方的叙事。   伊沛霞阅读过尚留存在世的宋徽宗所有的御笔手诏,这些公文写作或是使用高度格式化用语,或是曲笔隐微,不着情绪,帝王的真实面孔在掩藏下模糊不清。如何拨云见日,寻找隐藏其间的真实人格,是伊沛霞写作《宋徽宗》时定下的目标。   将帝王当作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书写,中国传统史书中并无这种写法。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帝王因为身份也被高度抽象化,他被视作上天的儿子,国祚的象征,唯独很难的仅仅是他自己。帝王的言行很容易被解释出政治意涵,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朝政社稷,为此史家下笔不得不审慎,《宋史》中对皇帝的叙述相当枯燥。和20世纪前中国史家普遍认为替皇帝写传记不合适的观点相反,西方发达的君主传记传统,和宋同期的拜占庭哲学家Michael Psellus就曾写过《十四位拜占庭统治者》。   或是受到这些传记的启发,伊沛霞希望自己也能从徽宗的眼睛看当时的世界,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中,试图理解徽宗所有的惹起后世是非评议的政治选择,并藉此向读者还原更为丰满的徽宗形象。   所幸,徽宗是一位比较特殊的皇帝。如同他十分欣赏的南唐后主“李煜”,除了手诏、内批以外,徽宗留下了大笔私人痕迹的作品,如诗词、书法、绘画,这使伊沛霞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迹可循一些。   在涉及艺术、文化工程方面,徽宗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即位之初,他就点名批评前朝宫殿在柱子上涂饰翠金羽毛的做法,嫌弃过于奢华而不够效法自然,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修建皇家园林,搜罗长臂猿、瑞鹤、麋鹿置于园中,将其装点成自然而不失风雅的风格。…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   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   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对于不少人来说,这首词从87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开始,就有了固定的旋律。   这首曲子是如何诞生的?日前,《红楼梦》的曲作者王立平在国图讲坛上讲述了创作过程。   “当时我一听说要给《红楼梦》写曲子,虽然只是问有兴趣没有,但是有梦就有希望。”说起最初知道要为电视剧《红楼梦》作曲,70多岁的王立平至今仍难掩激动。   1982年的一天,有人告诉王立平,王扶林导演正在筹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问他有没有兴趣给这样的剧作曲。   “当时我的心就像开了锅一样,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大概语无伦次地说了这样几句——有兴趣、我太有兴趣了、极其有兴趣。”   不过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和导演的见面让他“有点失望”。   “我见他面的时候有点失望。他没说你来写吧,他说作曲是件大事,谁说都定不了,要红学家、编剧、领导大家一起商量。”   当导演问能不能大家一起聊聊的时候,王立平马上明白,“这么大一件事哪有轻易说了就行的,我知道这就是要考我”。   不过当时也不知道会考什么。王立平觉得“准备也白搭,干脆就别准备了”。   他确实有这样的自信。王立平从小就读过《红楼梦》,“尽管最开始没读懂”。“我不记得通篇读下来有几次,光开头就读过很多次,有时读一半放下了。但当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波折、磨难之后,我觉得我才读进去了。”   “考试”安排在一个下午,在华侨饭店。   王立平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导演说了几句话,让我谈谈红楼梦,时间一个下午都给你了,你就开始吧”。   “一个问题也没提。我就后悔了,应该提前考虑考虑。”他笑说。   既然给了时间,王立平还真用一个下午时间谈了。“我就谈了对这本书的认识过程,开始没读懂,后来怎么理解的,还谈了自己对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设想,以及我对电视剧《红楼梦》音乐的构思。”   “我的主要观点是,如果说《水浒》《三国》是以情节取胜,那么《红楼梦》应以情趣取胜。我看书有时候翻了好几页不过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但正是这些细枝末节中体现曹雪芹的思想、观点和它的艺术魅力。同时,电视剧要留出充分余地表达人的情感,从情上发掘人物魅力。”   而对《红楼梦》的音乐,虽然王立平并没有想好用什么素材写,但给出了八个字——满腔惆怅、无限感慨。   “音乐应该做一个桥,既写曹雪芹笔下人物的惆怅感慨,也写曹雪芹的惆怅感慨。而且要变成我们这些再创造者的惆怅感慨,最终变成荧屏前观众的惆怅感慨。”他说。   说完了以后,一个下午过去了,王立平回去等着听通知。“过了几天,导演说他们决定请我担任红楼梦的作曲,我非常高兴。”这一年是1982年。   但这样的高兴也没持续多长时间。“没一两天,兴头就打不起来了。”…

由十月文学院联合各方策划主办的系列文学讲座活动“名家讲经典”第五场讲座在十月文学院(佑圣寺)举办。活动邀请到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讲解经典文学作品《水浒传》。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聚义及其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对中国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当天的讲座上,张清华从“英雄、美酒与蒙汗药”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再度生动解读了这部经典名著。   广为流传的《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张清华认为,对于这一问题人们肯定有非常丰富的,有不同说法的答案,“我认为,《水浒传》首先是侠义小说的典范。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是在明代蔚为大观的。明代又形成了四种典范的类型,一个是讲史小说,代表就是《三国演义》,还有就是神魔小说,代表是《西游记》,市井小说代表是《金瓶梅》,侠义小说代表是《水浒传》。其实在我看来,《水浒传》既是侠义小说,同时又是市情小说。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讲的是市井生活的场景,人间的悲欢离合。它也有许多讲史的元素,比如说宋史当中也提到了宋江的事件。这是史有其人的。《水浒传》也是从历史当中演绎出来的一段故事。同时它也有神魔的气息,就是小说的开篇就是洪太尉捕捉妖魔。中间有很多人物,像公孙胜是能呼风唤雨的。还有戴宗也是可以日行千里的,脚上绑上假马就能日行千里。小说当中也有很的魔幻的故事元素。所以《水浒传》可以说既是一部侠义小说,同时又是融合了神魔,市情,讲史,各种小说元素。所以它其实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   在张清华眼中,除了最为人们所熟悉的英雄气,《水浒传》其他方面的文学价值亦十分值得关注,“作为世俗生活之书,《水浒传》讲了世情悲欢与爱恨情愁。作为社会政治之书,应该是世间的不平与揭竿造反,还有生命经验之书,讲的是一群英雄人物的叱咤风云和聚散有期的故事。维度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之所以从这样几个角度组织了这么几套关键词是说可以有不同维度进入《水浒传》。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它都是内容极为丰富,当然这几个角度是互相交叉的。”   张清华回忆起年少时读《水浒传》的感受,他说,“当年看得如痴如醉,感觉与梁山好汉都是兄弟,看到他们离散,自己也会掉泪。多年以后我感觉到这种体验是一种非常内在和深远的美学的生成的一种效果,或者说是一种古老的美学,经典的美学,对于一个普通的,一个特别幼稚的读者所产生的一种作用。”   他认为,《水浒传》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叙说的一个核心的结构方式,这个核心的结构方式就是一个闭合式的一个圆形的结构,“在《三国演义》里叫做话说天下大事,由合到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西游记》讲的是由魔及佛这样一个天路历程,讲的是佛和魔的循环。人性的复杂性在于人性和佛性之间摆动和循环的。每个人会有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人性在永恒的困境,它是不断往复循环的。《红楼梦》是集大成,我把它概括为由盛而衰,它讲的豪门落败,红颜离愁的故事,这是中国美学最核心的故事了。”   张清华总结称,“《水浒传》讲的是由聚到散的故事,由聚到散是梁山好汉的个人命运,当然也是个体生命的基本经验。《水浒传》既是一个英雄篇章,同时也是一个世俗悲欢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概括。就是我们为什么读《水浒传》会有一种深深的认同,被它吸引,就是会受到这样一种聚与散的逻辑的感染。”   当日的“名家讲经典”是一项公益性文学品牌活动,2017全年计划举办20场,平均每月2-3场,每期将从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中,精选出雅俗共赏的名作经典,邀请一位在专业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公众细腻解读作家和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精神内涵。   目前,“名家讲经典”系列文学讲座活动已举办五期。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十月文学院院长曲仲出席当日活动。讲座由十月文学院副院长吕约主持。(作者:高凯) John Russell

  我是一个研究粉丝文化的学者,同人文学是我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什么叫作“同人文学”,所以我在跟别人解释这个词的时候会偷个小懒:“同人文学,就是用别人的故事梗概、人物和背景,重新构思创作自己的故事。写作者都是原作的粉丝。就像《金瓶梅》那样,或者《故事新编》。”对于中国文学史有基本了解的人一般在这样的解释之后就能迅速明白“同人”一词的含义,但若是把这样的偷懒解释当真,并凭空号称“《三国演义》就是《三国志》的同人,一不小心混成了名著”的话,就只能说是文学史的门外汉了。   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大量明清白话小说都不是署名作者以天才一己之力创作而成,而是通过长期民间口头传统和表演传统逐渐演化定型而来的。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同人的话,按照同样的逻辑,《水浒传》当然也可以说是《大宋宣和遗事》的同人,可是这种说法多少有些无节制扩大化的意思。民间文学里的集体创作自然是某个故事的不断演化,都有一个最初的版本,然而这和当代网络上的二次写作毕竟相去甚远。   民间集体创作到底算不算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件事情:“同人”一词究竟该如何定义?这定义的难点,首先就在于“同人小说”所描述的一系列文本,其文本自身并没有太多共同点。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这些文字都是基于另一些文字写成的,也就是说,定义这类文本的特点存在于文本之外,这就要求比较复杂多面的定义方式。美国学者Busse和Hellekson在她们的论文选本的序言中归纳道:同人小说(Fan Fiction)一般从宽泛到严密,有四个层次的定义。第一,所有的民间集体创作,都算同人,按照西方传统的惯例,可以上推到《荷马史诗》。第二,以现存文字的再创作为始,这可以算上中世纪的罗曼史。第三,在“作者”意识定型,资本主义版权意识开始出现的时候,例如对简·奥斯丁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和社会的再想象和再创作,就可以叫作同人。第四,如果同人小说以写作和分享的社群为标志,那么对亚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进行的读者重新创作就称得上是同人小说了。第五,也是英语学界如今对“同人小说”一词心照不宣的提法,指的是成规模体系的亚文化为形态,以西方媒体作品为核心的粉丝文化中出现的改写作品,也就是当代的粉丝圈中流通着的同人文学,如《哈利·波特》或者《神探夏洛克》的二次创作文字。   由于大多数英语学界中对“同人小说”的定义过于狭窄,而且植根于西方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因此,这种定义在中国的讨论中尚不足全部采信。在目前,对“同人文学”这个概念进行讨论并严格界定的论著并不多见,流行文化、亚文化对同人的讨论和正统精英文学对古代的经典小说的研究似乎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干。然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这两者并非毫不相关,甚至可以说某些层面上极度相似。西方如此,中国也一样。那么,“《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同人”这个说法是否就是被压抑的历史事实呢?   在讨论这个说法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英语中“fan fiction”这个词到1944年才出现,“同人文学”更是一个和原意已经出现相当偏差的词汇,那么我们把概念倒推到前现代,推到古代神话传说,是否合理呢?的确,很多新的概念和范畴出现之后,人们会将这些概念反向归纳,把历史上的一些文化现象纳入其中,有时候还反向创造出传承的传统出来。当下中国的粉丝社群同人写作传统的直接来源影响是日本漫画界的同人创作。然而中国文学史上的二次写作很常见,比如说白话小说的“续书”传统,《红楼梦》风靡的时候,曹雪芹的爱好者们创作了无数的续书,想象这个故事的结局,光是较出名的就有十多种。近现代文学史上二次创作也很常见,例如清末民初的“拟旧小说”,又称“翻新小说”,就是将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放到当下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来。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里,贾宝玉从《红楼梦》的世界中直接穿越清末社会,又深入乌托邦的“文明境界”,看到红楼中的甄宝玉建立的救中国的前途何在,欣喜不已。这就是典型的用古典小说的人物抒发自我的情怀了。五四时期的类似二次创作也很多见,自然也包括我上面提到的《故事新编》。无论是当时的高雅文学(以五四传统为代表)还是通俗文学(以各种类型写作为代表),都有戏仿其他文本的写作出现。然而这些写作虽然都可以广义上归于“二次写作”“重写”,但是它们从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当代网络同人小说的先祖。   回到《三国志》的问题,中文粉丝圈中的“历史同人”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范畴,例如在英语世界中就不存在这个同人亚类型,而是把所有历史或者当下真实存在的人物相关的同人写作都列入真人同人RPF中去,而中文的历史同人和真人同人一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粉丝同人写作中将历史文本和小说文本混淆的倾向。一方面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和史传传统有分不开的渊源,另一方面,成型的大量文字所构建成的历史,很容易让人产生历史就是文本,和小说没有区别的感觉。然而,基于历史写就的小说是不是同人小说,这本质上还是同人的定义问题,不管它是不是以史传为最早的原型。   其实归根结底,如果“同人小说”只能依靠文本外的关系(不管是文与文之间的联系,还是文与人之间的联系)才能定义的话,严格的高雅与低俗之间的分野并无必要,但混淆历史渊源,将一个时间空间背景过于切实的概念不加区分地加诸古人身上,就有些胡闹了。我认为,同人文学一词不宜扩大到任何民间集体写作,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是历史联系,也许是人类共同的某种创作欲望的联系)。当然,因为“同人”一词至今没有较好的定义界定,所以说“《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同人”也并非完全不行,但是,这句话后面包含着一系列并未得到公认的假设和推论,乍一出口未免耸人听闻。我不反对别人耸人听闻,但前提是先把“同人”按照这种假设和推论定义妥当。(作者:郑熙青) sealnews02

《西游记》里的南瓜

September 19, 2016 0

《西游记》第十一回:十殿阎王同意放唐太宗还阳,太宗非常感激,说,我回阳世,无物可酬谢,唯答瓜果而已。十王喜曰:“我处颇有东瓜、西瓜,只少南瓜。”太宗说,我一回去即送来。于是,招募到刘全,让他“头顶一对南瓜,袖带黄钱,口噙药物”,到阴司给阎王送南瓜。阎王非常高兴,收下南瓜。憺漪子在回前批云:“一对南瓜,能值几文?”(黄周星点评本《西游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55页)嫌送的礼太便宜。张书绅说,太宗用两个南瓜,换了二十年阳寿——真是划算。所以,他就瞎猜说:广东有菠萝蜜,类似南瓜,其重有数十斤,结自树上,又甜又美;此卷南瓜大概就是。(张书绅评本《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就是说,张书绅认为刘全进南瓜,太不可思议,应该是比较贵重的瓜果,于是就想到菠萝蜜——实际上他对菠萝蜜也所知不多。为什么让太宗给阴司进南瓜,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事儿。   刘全是“头顶一对南瓜”,它只可能是两个南瓜摞在一起,南瓜是圆形的才好顶着。由此形状,我们知道这个品种的南瓜是美洲南瓜。就是万圣节经常被美国小孩用作道具,在上面挖几个洞当眼鼻口装鬼的那种圆瓜。(Webster’s New Explorer Desk Encyclopedia,说南瓜有两种,源于美洲,见该书,2003年版,第1148页)   我们大致考查一下南瓜从外夷进入天朝的历史。因为它不声不响,着处开花,很不起眼,所以历代植物学著作对它著录不多。1578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完成。该书第二十八卷菜部有南瓜,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等处都有种植。结瓜正圆,大如西瓜,皮上有棱如甜瓜。一本可结数十颗,瓜的颜色有绿、有黄、有红。经霜后收置暖处,可留至春天。南瓜子像冬瓜子。南瓜肉厚色黄,不能生吃。吃时要去皮、瓤,煮熟,味如山药。   李时珍还说:元代王祯《农书》中说到浙中一种阴瓜,宜阴地种之,秋熟,色黄如金,皮肤稍厚,可藏至春,食之如新。怀疑这阴瓜,就是南瓜。李时珍说的阴瓜见王祯《农书》之《百谷谱集》之三蓏属“甜瓜”条下,没说不能生吃,自是甜瓜变种,不是南瓜。成书于1273年的《农桑辑要》比《农书》时代稍早,有西瓜、冬瓜,无南瓜。成书于1330年的《饮膳正要》,也有冬瓜、西瓜,无南瓜。活了106岁的老寿星贾铭,本是元人,入明后尚在,著有《饮食须知》,其中则有“南瓜”条:“味甘,性温。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似乎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南瓜。   可以说,对南瓜最早著录且有详细形态描绘、性能说明的是《本草纲目》。但此后的相关书籍,并未步武《本草纲目》。1621年刊印的王象晋的《群芳谱》“西瓜”条下,附有“北瓜”,形如西瓜而小,皮色白,甚薄。则是西瓜别种,并无南瓜。(伊钦恒《全芳谱诠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25页)1639年刊行的《农政全书》,是在徐光启死后,由陈子龙整理而成,它也未著录南瓜。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王象晋我们不去说他。徐光启是个关心农事、风气开通、地位崇高的人,应该注意到当时的学术风向,接触得到《本草纲目》,也应该关注到南瓜这种外来的物种在中国由南向北的蔓延推广,而且是肯定看过《西游记》的——在《辟释氏诸妄》一文中,他提到“孙行者毫毛变化”!(《徐光启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91页)遗憾的是,《农政全书》中南瓜的空缺,表明徐光启似乎对此视而不见。我们真不知道当他读到《西游记》中刘全送瓜的段落时,心中有何感想!   1708年成书的《广群芳谱》,是对《群芳谱》的增补。该书卷十七,加入南瓜,基本上是移录《本草纲目》。此后南瓜就成为植物学著作里的常客,并对其性能、功用不断加以充实。如1765年刊行的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第八卷:“《(本草)纲目》南瓜主治,只言其补中益气而已。至其子食之脱发,今人以为蔬,多食反壅气滞膈,昔人皆未知也。”又引人言:南瓜瓜蒂坚牢不可脱,昔人曾用以入保胎药中,大妙。《慈航活人书》言南瓜瓤治汤火伤。1848年刊印的吴其濬《植物名实考》卷六:《本草纲目》始以南瓜入菜部,如今处处种之,南瓜能发百病。北省志书列东西南北四瓜,东盖冬瓜之讹。北瓜有水、面两种,形色各异。“《曹县志》云:‘近多种此,宜禁之。’番物入中国多矣,有益于民则植之。”吴其濬看到的大概是康熙时的《曹县志》。地方官禁止种南瓜,可见南瓜17世纪在中国有些地方,尚是新异物种;一些人不识不知,不放心它,不信任它。那种忐忑的心理,类似于我们今天对转基因技术处理下的物种、产品。这种胆怯和保守,实是数见不鲜!甚至1936年版的《辞海》还说:南瓜,结实颇大,其形不一,普遍作扁圆形,有棱成数纵沟,其色或黄或红,供陈设用;普遍使用者为番南瓜。(《辞海》,中华书局影印版,第471页)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种刘全所进的南瓜,多还是作为赏玩之物,像潘金莲说的花木瓜一样,空好看(《水浒传》第24回)!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豫西南乡下外婆家,我们那里吃的南瓜都是青黑色、带花纹,长长而圆,一头弯曲,叫作bian瓜,正好印证《辞海》所言。   假如我们把刘全进瓜的时间定在《西游记》定本出现的时间——1595年,那时南瓜刚从美洲大陆,经过南洋,进入中国不久,只有《本草纲目》曾经著录。它是那么新异,以致阴间的阎王钦点此物叫阳世君王进奉。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显得意味深长,充满游戏精神。 sealnews02

  保卫国家领导人,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中外亦然,古今亦然。   古代的“中南海保镖”是怎么挑选的,又是怎么执行安保任务的呢?   周朝的警卫人员重出身,主要考虑“政治上可靠”   保卫国家领导人的条例,在古代叫皇家禁卫制度。在上古夏商周三代时期,就有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记录周代典章制度的《周礼》中,便出现了负责皇家禁卫的专业人员,安保设计相当周密。   负责周王安保工作的,叫“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为之版以待。”大概意思是,宫正负责周王宫中禁令的制定和日常纠察、查禁,按时检查王宫中各官府及值宿守卫人员,并做好记录,整理成册,以备查验。   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警卫人手不够,则会紧急征调各官府的官员子弟参与警卫,对进出人员盘查严格,禁止宫内外人员不按规定时间进出王宫。如果有需要,可随时对可疑人员进行检查,甚至搜身,即所谓“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其出入”。   古代国家领导人居住与办公地,称为 “禁地”,故其警卫人员称为“禁卫”,警卫部队称为“禁军”。当时周王禁地内明暗岗哨多多,“周庐千列,设戟百重”,欲行刺很难得逞。   保卫周王分几班人马,依居、行、守三种警卫要求的不同,而选派出相应的警卫人员。其中负责王宫内日常值守的人马最重要,要经过严格“政审”,必须是贵族子弟出身。宫内值守负责人叫“宗伯”,算是周王心腹中的心腹,地位很高。   周王的警卫人员重出身,主要考虑贵族子弟“政治上可靠”,还有当人质的意思,可避免诸侯、大臣在外叛乱。这套“政治上可靠”,讲究家庭出身的政审制度,为历代统治者借鉴,非亲信、心腹是当不了“警卫队长”的。   秦朝建立的一套武装保卫国家领导人制度,成为后代范本   进入封建社会后,保卫国家领导的警卫人员数量大大增加,素质也得到极大提升,形成了完整的警卫体系,出现了独立的武装警卫部队。   秦朝建立的一套武装保卫国家领导人制度,成为后代范本:从内到外有三个警卫层次,有“卫尉”、“郎中令”、“中尉”分别统领的三套人马,执行不同的安保任务,警卫力量分工明确。   遗憾的是,虽然秦朝保卫国家领导人有“三保险”,却是出纰漏最多的朝代之一。   比如,秦二世胡亥便是让自己的“警卫队长”、郎中令赵高杀死的。   可能是吸取了秦二世被禁军杀死的严重教训,汉朝在保卫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设计上更讲究,分工更明确。西汉有两支武装保卫力量,即“南军”和“北军”。   南军是核心警卫,负责西汉皇宫——未央宫的警卫工作,相当于“中南海警卫团”;北军是负责整个长安城防卫工作的,相当于京城卫戍部队。接着,刘彻又改造了北军,增建7支禁军,总共8校尉,分别驻扎在都城郊区,互不统属,直接由皇帝指挥。   后来,刘彻还成立了“绣衣直指挥使”,也由皇帝直接指挥。绣衣直指挥使可随时到街头侦察缉捕不法之徒,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特务恐怖组织,后来的明朝锦衣卫也或受此影响。   如果皇帝控制不了禁军,麻烦便大了。如东汉末期,皇帝根本指挥不动禁军,曹操成了禁军的实际统帅。最精锐的“虎豹骑”是禁军中的亲军,名义上是保卫献帝刘协,实则是奉曹操之命看守这位皇帝。   宋朝警卫部队规模最庞大,创建“三衙禁军”安保体系   宋朝禁军规模之庞大、体系之复杂,都是以往所没有的。   开国皇帝赵匡胤,曾任后周禁军将领,又是通过兵变坐上皇帝宝座的,深知警卫部队的重要。所以,他格外重视禁军的组建,营建禁卫精兵的同时,又收编地方军,扩充中央禁军,构筑出了史上最庞大的国家警卫部队。   宋太祖开宝年间,全国军人37.8万人,其中禁军便有19.4万人。后来每位皇帝都重视禁军的建设,宋太宗至道年间全国军人66.6万,其中禁军35.8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全国禁军达到了82.6万。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禁军不只保卫皇帝,还保卫国家疆土,为国出征。有的驻屯地方,但大部分护卫京城,驻扎于汴京城外。禁军很讲究训练,《水浒传》中的林冲便是汴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其枪棒功夫尤其出色。   “京军”中担任皇帝警卫任务的“精兵”,要求日日练武,骑兵每天五练,步兵每天四练。…

  在给单位取名字这方面,古人确实简洁。举例言之,明清两朝的礼部是一个既负责文化工作又负责教育工作,同时还兼管祭祀和接待外宾的中央机关,古人只用“礼部”这俩字儿就全给概括了。   宋朝长官衔比比皆是   不过古人也有不简洁的时候,像宋朝时代,各级干部的官衔就非常啰嗦。比如说咱们最熟悉的大清官包拯,也就是戏曲里俗称“黑脸包公”的那位,他去世时的官衔是“枢密副使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东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总共四十五个字。   在宋朝,尤其在北宋前期,类似包拯这样长的官衔绝对不是个案。咱们小时候语文课本里那位砸破水缸救小朋友的司马光先生,晚年捧着辛苦编成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向宋英宗献书的时候,用这样一长串官衔来自报家门:“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去掉“臣司马光”这四个字,前面的官衔仍然多达五十二个字,比包拯的官衔还长。   假如现在的记者能够穿越时空,去宋朝采访包拯和司马光这两位大佬,问他们能不能把官衔变短一些,估计他们会说不能减短,因为减掉任何一个字都无法准确完整地表达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职能范围。   包拯、司马光的官衔无一字多余   先说包拯的官衔“枢密副使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东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这一长串官衔其实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开头的“枢密副使”表明了包拯的工作岗位,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朝散大夫”表明了包拯的品级,北宋前期公务员共分二十九个等级,朝散大夫属于第十三个等级;“给事中”表明了包拯的工资等级,北宋前期公务员工资共分二十个等级,给事中属于第十二个等级,这一级别的干部每月能领四万五千文铜钱;“上轻车都尉”表明了包拯的功劳等级,北宋公务员共有十二个功劳等级,上轻车都尉属于第八等;“东海郡开国侯”则表明了包拯的爵位等级,北宋前期高级干部的爵位共有十二等,东海郡开国侯属于第九等;“食邑一千八百户”表明包拯拥有一种名誉上的特权,意思是朝廷拨给他一千八百户农民供他使唤(实际上他连一户也不能使唤);“食实封四百户”表明了包拯实际上所能得到的福利,表示他每月可以拿到一笔补贴,这笔补贴相当于四百户农民所缴的税收(每户一般都按二十五文计算,包拯食实封四百户,每月大概能领到一万文补贴);“赐紫金鱼袋”表明了包拯的服装等级,说明他上朝的时候腰侧可以挂一只绣着金鱼的紫色小包——这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最后那个官衔“赠礼部尚书”是包拯去世时皇帝追封的,表明皇帝很怀念他,活着时没让他做到礼部尚书,去世以后也得让他做一回。   再说司马光的官衔“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赐紫金鱼袋”。“端明殿学士”是职名,相当于皇帝的高级顾问;“翰林侍读学士”也是皇帝的高级顾问,如果前面加有“知制诰”三个字(王安石的官衔里曾经加过这三个字),表示必须待在皇帝身边,负责出谋划策和起草圣旨,如果不加“知制诰”,就说明正在休假或者已经退休;“太中大夫”是表明品级的官衔,说明司马光在级别上要比身为“朝散大夫”的包拯高出两级;“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属于“祠禄官”,它是朝廷拿来养闲官的一种虚衔,不用去上班,但是却有工资可拿,比如司马光“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并不去嵩山脚下的国立道观崇福宫坐镇,只是在家写写文章,编编史书,每月去财政上领一笔钱就行了;“上柱国”是最高一等的功劳头衔,表明司马光功劳极大;“河内郡开国公”是第六等爵位,表明司马光属于公爵;最后几个官衔跟包拯差不多,“食邑二千六百户”属于名誉上的特权,“食实封一千户”表明实际上的福利(可以算出司马光每月能领补贴两万五千文,是包拯补贴的两倍多),“赐紫金鱼袋”表明服装等级。   长官衔有利有弊   现在咱们可以看出来,宋朝官员的官衔虽然特别长、特别复杂,不过反映出来的信息也特别丰富,不管哪个官员上朝面圣,不管皇帝对他多么陌生,只要他报出所有的官衔,皇帝立马就能搞明白这家伙有着什么样的品级、什么样的荣誉、什么样的功劳、什么样的爵位以及目前在哪里上班、负责什么工作、每月能领多少钱的工资和能拿多少钱的补贴。简单一句话:长有长的好处。   换个角度看,长也有长的坏处。首先是容易让不懂宋朝官场规矩的现代人一头雾水,甚至在阅读史书的时候犯下低级错误。比如我有个朋友研究苏东坡,一翻《宋史》,发现苏东坡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评事”,就认为东坡先生在最高法院当过法官。要是放在唐朝,他的理解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大理评事”就是“大理寺评事”的简称,“大理寺”就是最高的审判机关,“大理评事”当然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了。可是苏东坡是在宋朝当官,他那个时代的“大理评事”根本就不在大理寺上班,只是一个用来给刚入仕途的低级文官定资历、发工资的职称罢了。其实苏东坡刚当官时的官衔全称是“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其中“将仕郎”是用来定品级的,“守大理寺评事”是用来定工资的,只有“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才是他真正的工作岗位,相当于凤翔知府(北宋前期没有“知府”这种官衔,正确叫法是“权知凤翔府”)的助理。由此可见,如果搞不清宋朝的官衔,一不小心就能把一个地方官当成京官,把一个市长助理当成高级法官。   其次,那么长的官衔,甭说咱们现在人,就是宋朝人念起来,也得费老鼻子劲。为了不费劲,宋朝人也喜欢称呼简称。比如包拯头衔那么长,人们只好叫他“包枢密”、“包龙图”(包拯做过龙图阁直学士)、“包孝肃”(孝肃是他去世后朝廷给他拟定的谥号)。再比如苏东坡在陕西凤翔当市长助理的时候,人们直接叫他“苏判官”。   问题是简称起来也容易搞混。最典型的例子是《水浒传》里那个花和尚鲁智深,出家之前人们叫他“鲁提辖”。其实“提辖”只是掌管的意思,宋朝有很多官衔前面都带着“提辖”两个字:有掌管国库的京官“提辖左藏库”、“提辖封椿下库”,也有掌管公共采购的“提辖杂买务”这些官衔简称起来都是“提辖”。而鲁智深出家前只是甘肃渭州的一个低级武官,他的官衔全称应该是“提辖渭州兵甲盗贼公事”。   你瞧,就这么一简称,很多宝贵的信息都给丢失了。(作者:李开周) sealnews02

  几次去杭州,都不凑巧,未能造访六和塔。去秋,在浙江大学参加培训之暇,一个周末的午后,信步登上了心仪已久的六和塔。   杭州有三座名塔,曰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鲁迅曾有名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真正的雷峰塔仅存遗址,现在的雷峰塔是建于二○○一年的伪文物,倒是六和塔、保俶塔还残存历史的风霜。   国庆节后登临六和塔,虽然错过了观赏钱塘大潮的最佳时机,毕竟少了一分“黄金周”的喧嚣与拥挤,相反,却多了一分平常日的闲散与从容。六和塔位于钱塘江北岸,月轮山南麓,北去西子湖不远。通过“六和听涛”的入口,沿阶而上,拐过弯去,一座千年古塔兀立于山水之间,伟岸挺拔,雄峙干云,雍容大度,气魄非凡。   六和塔高五十九点八九米,外看十三层,塔内只有七层。《西游记》里常说的“七级浮屠”,指的就是七层宝塔。从塔内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滔滔东去的钱塘江与横跨南北的钱塘江大桥,构成了一座保障杭州高速发展的十字架或立交桥。宋代诗人董嗣杲置身塔顶,仰观俯察,面对无垠时空,曾发出历史的浩叹:“阑槛倚云汉,身疑出上方。乾坤一指顾,吴越两消亡。海接空江白,山分落日黄。伍胥遗恨在,秋草隔沙长。”(《登六和塔》)另一位宋人何宋英,集中强调古塔的山水地理与吴越人文,他如同历史深处走来的歌者:“吴国山迎越国山,江流吴越两山间。两山相对各无语,江自奔波山自间。风帆烟棹知多少,东去西来何日了。江潮淘尽古今人,只有青山长不老。”(《六和塔》)一群中老年组成的外国旅游团兴致勃勃登上了六和塔。螺旋阶梯,攀缘登顶,是要体力的。面对浩茫的钱塘江、蓊郁的月轮山,大自然是无须翻译的,但要理解这千年古塔的东方神韵,是否如同国人游览巴黎圣母院与凡尔赛王宫?六和塔景区,人文荟萃,胜景如云,不仅可以远眺浩荡江水,如虹长桥,片片风帆,苍翠青山,还可以聆听阵阵天风,声声塔铃,辚辚市声。即便来自客乡异域,一样不虚此行。   六和塔建于公元九七○年,当时杭州为吴越国西府,塔基原址系吴越王钱弘俶(后称钱俶)的南果园。钱弘俶舍园建塔原为镇压江潮。原塔于北宋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毁于兵火,保存下来的砖筑塔身是南宋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重建的。通常认为,六和塔的名称取义佛教“六和敬”(即“戒和同修,见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又有一说,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取“天地四方”(东西南北天地)之意。   游览文物古迹,导游总会编出一堆离奇的故事与传说。六和塔也有一个“六和镇江”的典故。古时钱塘江里有一条性情暴躁的龙王,经常兴风作浪,淹没农田,或打翻渔船,人民怨声载道。渔民的儿子六和挺身而出,发誓效仿精卫填海,用石头填满钱塘江,不让龙王危害人间。六和扔了七七四十九天石头,终于降伏了龙王。后人为纪念六和,在月轮山上修建了这座宝塔,并以六和的名字命名。不知杨子荣的土匪黑话“宝塔镇河妖”,是否来源于此。   六和塔的传说,并非都是导游的虚构,有些传说在这里已经物化。塔身北侧,有三尊石雕,其一是“钱王射潮”。传说吴越王钱鏐治理杭州,江边海塘边修边塌,钱王认定系江中潮神作怪,决定镇伏潮神。八月十八日是潮神生日,钱王在江边部署万名弓箭手,潮水高涨之际,一声令下,万箭齐发,射死了潮神,修好了海塘。为纪念此一壮举,人们把塘称做“钱塘”,江也成了“钱塘江”。   笔者近期撰写“水浒随笔”,也是此次六和塔一游的动力之一。因为六和塔另外两则典故,都来自《水浒传》。一是“智深圆寂”,说的是花和尚鲁智深随宋江南征方腊,驻扎在六和塔。一天夜里,忽听战鼓雷响,鲁智深提起禅杖迅速冲出禅房。和尚告诉他,这声音不是战鼓响,而是钱塘潮信,鲁智深恍然大悟,记起师父智真长老赠送他的偈语:“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于是焚香沐浴,坐在法堂禅椅上。等到宋江来到,他已闭目圆寂了。   再是“武松出家”。鲁智深圆寂之后,宋江等人看望失去一臂的武松,要其随军回京接受朝廷封赏,武松对宋江说:“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尽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宋江再三劝说,武松都不动摇,宋江只得“任从你心”了。武松自此在开化寺出家,后至八十善终。不过,史称六和塔在宣和三年(一说宣和五年)因遭兵燹已被焚毁,直到南宋才得以重建。而宋江等人南征方腊结束于宣和五年九月,鲁智深、武松与六和塔的因缘从何说起?   传说只是传说,六和塔的确受过皇帝的青睐。清高宗弘历曾经六巡此塔。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弘历首次登临六和塔,雅兴大发,竟然为每层题写匾额,曰“初地坚固”、“二谛俱融”、“三明净域”、“四天宝纲”、“五云扶盖”、“六鳌负戴”、“七宝庄严”。其实,在六和塔景区,乾隆皇帝的遗址相当丰富,不仅有他题写的“净宇江天”牌坊(原件已毁,现为刘海粟所题),塔身西侧的“乾隆诗碑”至今留存,北侧的“六和碑亭”里还矗立“乾隆御碑”,镌刻乾隆御笔《开化寺六和塔记》。   在现代史上,六和塔下还举行过一次旷世新锐的集体婚礼。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三对走红影坛的上海明星: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娟,在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取“六”位新人、百年好“合”之义。介绍人是郑君里、李清,证婚人是沈钧儒。沈先生当场赋诗为贺:“塔影潮声共证盟,英雄儿女此时情。愿书词组为君祝,山样同坚海样深。”然而,三对夫妇后来都告婚变,时人戏称“六和塔下六不和”。当年在古塔之下参加婚礼的当事人,在时代洪流中经历了异样的人生。   古塔无语,物是人非。只有青山依旧,江水长流。(作者:安立志) sealnews02

梁山的众好汉都以不近女色为荣,留下过剩的精力,喝酒吃肉,打人杀人。像戴宗向罗真人说起李逵的好处时,就提到一条,说李逵“并无淫欲邪心”而大加赞扬。李逵对女性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李逵见宋江到东京和李师师吃酒,就好生气愤,大闹了一场。   梁山泊上的众好汉,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建立人事档案的话,在婚姻状况一栏中填未婚的为数不少。不少好汉奉行独身主义,像鲁智深、武松、李逵、晁盖、公孙胜、吴用等人。   不单是梁山上,书中其他好汉也是如此。像开卷时提到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也只有一个六旬以上的老母而并无妻子。王进按说年岁也已不小,而且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地位不低,收入也高,从书中描写看王进也是相貌堂堂,做事也稳重有礼,绝不至于娶不上媳妇。再如晁盖,宋江都称他哥哥,又可以认刘唐当外甥,肯定少说也有三十六七岁的样子,又是东溪村的村长,家境也颇富有,竟也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都说古时候注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习俗,但《水浒传》中并未见到这句话对好汉们的影响。   据说古时候人常早婚早育,十五六岁就结婚生子。但《水浒传》中好多人物并不是这样:像书中提到林冲时,已是三十四五的年纪,林冲后来在休书上提到:“自蒙泰山错受,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也就说,林冲三十二岁左右才和林娘子结婚,在现在来看也可以称为晚婚了。又像玉麒麟卢俊义,是北京大名府有名的财主,长相也是气宇轩昂。但书中说卢俊义年方三十二岁,贾氏嫁给他五载,也就是卢俊义二十七岁时方才成婚。虽然比林冲早了些,但也超过了我国现行婚姻法的法定年龄许多,也属于晚婚。如果说以上两人是练武之人,为了练武而这样,那潘金莲总不是练武之人吧?也到了二十二岁才配给武大。家里的使女丫头,留到这样大才婚配,也有点儿奇怪的。   我觉得,这是古时候禁欲思想的集中体现。古代影响我国最深的儒道释三教,都有禁欲思想的成分。而且所禁的首要的就是“淫欲”,所谓“万恶淫为首”。古人,尤其是练武之人,更对终身不娶的童子之身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就算是在新派金庸武侠小说中,也说张三丰一生未曾婚娶,这纯阳无极功就练得炉火纯青。乔峰不去正眼瞧一下马夫人,也算是英雄特色之一。《水浒传》中常流露出对“处男”的敬慕之情,比如书中用“相貌堂堂强壮士,未侵女色少年郎”来形容这些处男。旧体书包括《水浒传》中常引用这样一首据说是吕洞宾写的诗句:“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仗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君骨髓枯。”就是这个意思。古人,尤其是练武修道之人,以不近女色为第一要旨,所以在书中常形容一些反面人物,如蒋门神等,一说就是:“近因酒色所迷,淘虚了身子。”又如武松在蜈蚣岭杀王道人,当时武松并不知道王道人所搂的妇人是抢来的,只是因为王道人是出家人却搂着个妇人,单凭这一点就认定王道人是个奸徒,就动了杀心。   这“万恶淫为首”不但江湖上这样认为,好像连佛门也是这样。鲁智深在五台山喝酒吃肉,大闹禅堂,后来又杀人放火,但智真长老却说他有佛性,比其他不喝酒吃肉的众僧都有前途,可以成正果。这绝不是因为赵员外送了礼的缘故,而是智真长老见智深虽然吃些酒肉,杀 / 江湖夜雨品水浒江湖夜雨品水浒 / 人打人,却并无“淫欲”之念,仅此一点,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像潘巧云的奸夫和尚裴如海也是犯戒,但犯的是“淫戒”,虽然以现在的观念来看,对社会的危害性不高,但在当时却成了人人痛恨的贼秃。像写王庆时,王庆的经历其实和武松、林冲等很相似,如中途和人比棒得胜、受冤后杀死管牢狱的牢头,等等。唯一不同的就是王庆有段风流韵事,曾经勾搭了童贯的义女娇秀。那回书叫做“王庆因奸吃官司”,王庆和童娇秀本是你情我愿,但在施耐庵眼中,因奸吃官司,比杀人吃官司丢脸多了,这是作为王庆的一桩丑事来描写的。其实淫比杀更可恶的这种思想一直到近代在中国还是颇有市场的,比如解放前,美军大兵打死了中国的一名黄包车车夫,虽然说是人命关天,却远不如后来美军一名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更激起国人的愤怒。   所以正是有这种风气,梁山的众好汉都以不近女色为荣,留下过剩的精力,喝酒吃肉,打人杀人。像戴宗向罗真人说起李逵的好处时,就提到一条,说李逵“并无淫欲邪心”而大加赞扬。李逵对女性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李逵见宋江到东京和李师师吃酒,就好生气愤,大闹了一场。后来认为宋江抢了人家女儿,勃然大怒。一贯信服“宋哥哥”的他居然抡了大斧要砍宋江,且看李逵所说:   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   李逵心中,贪了色欲就绝不是好汉了,所以宋江在心中的形象轰然倒塌。李逵对此也是身体力行,在《水浒全传》第九十三回“李逵梦闹天池”中,李逵梦见:   老儿扶李逵上面坐了,满满地筛一碗酒,双手捧过来道:“蒙将军救了女儿,满饮此盏。”……只见先前啼哭的老婆子,领了一个年少女子,上前叉手,双双地道了个万福。婆子便道:“……如不弃丑陋,情愿把小女配与将军。”李逵听了这句话,跳将起来道:“这样腌歪货!却才可是我要谋你的女儿,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只一脚,把桌子踢翻,跑出门来。   李逵对于人家一番好意却像是受了侮辱一般。这件事虽说是在梦里,但也充分说明了李逵嫉女如仇的性格。   其实不单单梁山好汉,旧时好多所谓的“高人”都是独身的。中外皆然。像古代日本围棋中的有些高手,西方科学史上的好多人如牛顿、康德、卡文迪什、诺贝尔等都是终身未娶,不知道这些高人是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还是像修道者一样以不近女色自律。   当然这个思想在古时候就有人不信,清代著名的才子李渔在他那篇有名的情色小说《玉蒲团》中就驳斥了这种禁欲思想。   单说人生在世朝朝劳苦事事愁烦,没有一毫受用处,还亏那太古之世开天辟地的圣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与人息息劳苦解解愁烦,不至十分憔悴。照拘儒说来,妇人腰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之户”。据达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这件东西,只怕头发还早白几年,寿还略少几岁。不信单看世间的和尚,有几人四五十岁头发不白的?有几人七八十岁肉身不倒的?或者说和尚虽然出家一般也有去路,或偷妇人或狎徒弟,也与俗人一般不能保元固本,所以没寿。这等,请看京里的太监,不但不偷妇人、不狎徒弟,连那偷妇人、狎徒弟的器械都没有了,论理就该少嫩一生,活活几百岁才是。为何面上的皱纹比别人多些?头上的白发比别人早些?名为公公实像婆婆。京师之内,只有挂长寿匾额的平人,没有起百岁牌坊的内相。   现代人恐怕赞成李渔的多,赞成施耐庵思想的越来越少。所以对于《水浒传》中的禁欲主义,现在的人是越来越难以理解了。(本文摘自《江湖夜雨品水浒》,石继航 著,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sealnews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