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将《金瓶梅》搬上舞台引发多少争议,有一点确定无疑:“金瓶梅”三个字在数百年间总能勾起人们的兴趣。这本明代“奇书”,一面因其艺术价值备受推崇,一面屡屡遭禁,至今,人们都无法完全开放地去谈论它。 其中潘金莲是一个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三百多年来,她就像一条打不死的美女蛇,她的身影摇曳在不同时代的观众眼前,屡遭打压,又屡次复活。几乎关于她的每一个话题,都带有争议性。 11月17日,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的新编广东汉剧《金莲》在黄花岗剧院上演。据悉,在即将举办的“梅花迎新”戏剧盛会上,《金莲》将再次与广大观众见面。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不久前,芭蕾舞剧《金瓶梅》,作为一次实验性的艺术探索,也同样引人注目。在香港的演出大获成功,在上海则被搁浅;一叫好,一搁浅,都各有其原因。 “追求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金瓶梅》的价值所在,”在汉剧《金莲》导演王向明看来,《金瓶梅》的思想价值直接来源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市民社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高度发达的世俗化生活呼吁着人性与欲望的解放。” “暗度陈仓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一大特点”,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董上德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把“美女蛇打不死”的现象成因归结为“作注”的传统,“借助家喻户晓的故事和人物,表达自己的观点”,潘金莲在每一个时代都会被重新诠释,并向舞台之下“提出当时社会伦理关系的新命题”。 潘金莲,“人性”还是“性”的化身? 即使没读过这部小说的大多数中国人也知道,《金瓶梅》通过大量对性的赤裸裸描写来刻画人物,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特殊地位,却在历代被称为“奇书”的同时,被列为“禁书”。 自明代成书以来,这部作品不仅从未间断被私下传阅、手抄,对它的改编和再创作也一直没有停息过。从清代传统戏曲《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到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三级片,潘金莲都是其中的主角,俨然艳色情欲题材的代言人。 《金莲》剧本的作者、国家一级编剧隆学义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故事的戏剧性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她“本身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既有黑暗的一面,也有人性的一面”。 潘金莲“黑暗的一面”已成为数百年来的文化负面符号。施耐庵在《水浒传》奠定了潘金莲的形象基础,经过明代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的丰富与渲染,潘金莲在道德人伦上一直背负着毒妇、荡妇之名。今年8月,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副教授张海峡以“潘金莲”评价留学法国的中国女学生,就曾引发极大争议。 然而,在刚落下帷幕的广东省艺术节上,广东汉剧《金莲》则体现出另一种解读视角。从民国初年的“文明戏”、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粤剧、京剧到上世纪80年代戏剧界的“潘金莲风潮”,戏剧舞台上的潘金莲,更多地被文艺界从“人性的一面”出发,视为“女性解放”的代表和先驱。 “表现的是人性,而不是性。”2011年9月上演的芭蕾舞剧《金瓶梅》导演王媛媛这样认为。 20年代,欧阳予倩颠覆《金瓶梅》 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是《金瓶梅》戏剧史上第一个异数。“今天依然承接着欧阳予倩的思路。”董上德指出。 在欧阳予倩之前,传统戏曲一直有把潘金莲搬上舞台的实践,如《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等等,现存篇幅较短的弹词、子弟书和俗曲超过二十多部,但它们无一不是站在传统的男性立场上,对潘金莲进行丑化和谴责。 而被时人誉为“北梅(梅兰芳)南欧”的欧阳予倩却要为潘金莲“翻案”。据著名报人、小说家包天笑回忆,欧阳予倩同情潘金莲,为此,还与包辩论一场,称“她嫁了像武大这样一个人,而忽遇到英俊的武松,当然要移情别恋,大有可原之处”。有学者考证,欧阳予倩早期的《潘金莲》,出现在1913年到1915年间,早于影响巨大的新文学运动,形式既有话剧,也有京戏。 1927年,京剧《潘金莲》公演,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作品,左翼人士评论称,其“替残酷深重的封建压迫下的女性吐了第一口冤气”。 事实上,《潘金莲》还不止一次被演出过。当时戏院老板为了招徕观众,常常更换戏名,多次演出。新编《潘金莲》更被改为其他剧种。粤剧风行上海的2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就曾排演过《潘金莲》。 民国初年,古老中国在半推半就间继续迈出近代化的步伐,从社会伦常到戏剧,都面临革新。20年代,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上演。主人公娜拉对婚恋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极大地鼓动了公众。 早年留学日本、参演过《黑奴吁天录》等充满现代精神话剧的欧阳予倩,回国后开始为女性命运写剧。“五四”后,欧阳予倩在早期演出基础上进行改编,对《金瓶梅》进行系统性颠覆。 欧阳予倩借潘金莲之口,向男权社会发难:“本来,一个男人要磨折一个女人,许多男人都来帮忙;乖乖儿让男人磨折死的,才都是贞洁烈女。受磨折不死的,就是淫妇,不愿意受男人磨折的女人就是罪人。” 在欧阳予倩的舞台上,潘金莲充满强烈的现代“自我”意识,大胆地说出女性对情感的追求:“他不爱我,我爱他,那只能由得我。”这番台词,即便放到今天的电视剧里,也不过时。 60年代,总理叫停《潘金莲》 欧阳予倩没有想到,正是这部“反封建”的作品令他的晚年惶惶不安。…
小说《水浒传》是通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来塑造人物和反映思想的。“智取生辰纲”是小说特别引人入胜的一段,但被以“劫富济贫”名义劫获的生辰纲到哪儿去了?到底是济了贫还是被几位好汉私分了。 白日鼠家挖出一包金银 智取生辰纲的故事确实精彩,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生辰纲价值十万贯。十万贯究竟是多少钱?把一千个制钱用麻绳穿起来就是一贯,也叫一吊。从《红楼梦》中相关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两银子约相当于两贯,清代乾隆年间五六百两银子就可以买一所大宅院,可见十万贯是个惊人的数字。 晁盖等人“劫富”之后有没有“济贫”呢?没有,他们自己瓜分了。证据之一,官府在白日鼠白胜家地下挖出了一包金银,破了案,晁盖等人被迫上了梁山。林冲火并王伦后晁盖当了寨主,“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赏多少呢?我们可以从20回写到不久后他们的一次抢劫过路客商财宝的分配上发现一些规律。我算了一下,每位头领所得是小头目和喽啰平均数的70倍!所以从这次分配来看智取生辰纲所得十万贯财物,至少有八万贯被他们几个头领分了,一夜暴富。那么晁盖等人打家劫舍“劫富”而不“济贫”是个别现象还是带有普遍性呢?我们来看看别的例子,有些其他山头头领对于打劫来的财物攫取的比例比晁盖他们更高。第5回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下山抢劫,杀死七八个客商,抢了两辆车子的财物。按照周通的建议将劫掠所得分成三份,周通和李忠各一份,即各得33.3%,五七百个喽啰共分一份即33.3%。他俩每人所得是每个小喽啰的500至700倍!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宋、元、明代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小说多次写到抢劫、杀害过路客商,这种行为很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进步。 14回刘唐说:“不义之财,取而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15回吴用对三阮说:“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所谓“劫富济贫”是一种财产再分配行为,然而“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而是被极少数人侵吞了,因此实际上这种财产再分配并没有实现财产性质的改变,不义之财并没有改变为正义之财。极少数头领将不义之财据为己有,腐败变质,是许多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仇富心理仍有市场 长期以来许多人将“打家劫舍”看做是一种好汉行为,没有认识到它的错误与危害性,和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认为“为富不仁”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有关。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孟子引用阳虎的话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些思想影响很大。我们理解这些话时是不能离开当时的语言环境的。 孔子说那些话时,是在批评鲁国的季氏贪得无厌,并不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但这个思想后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实际上从来没有人真正做到过,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均。孟子的话也是着眼于在位的君主不要不顾老百姓的利益,要关心“民事”。如果贪得无厌地求富,就会“不仁”,而不是认为富者就一定“不仁”。但后来这个思想被绝对化了,似乎“富”与“不仁”具有必然联系,要富就不能仁。这种所谓“为富不仁”的错误观念,因而导致的仇富心理很有市场。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曾针对一段时期连续出现杀害私企老板的事件说:“须改变传统‘仇富’思维。必须承认,民间有仇富情绪,传统民间文学描写的都是劫富济贫民心大快。”他认为,要化解这一传统思维,必须修改教科书,均贫均富都不好,应提倡共同富裕。这个意见有道理。中国人“中庸”了几千年,但是二十世纪老走极端,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中庸、诡辩、辩证法,其实只有一步之差,所谓“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谬误”。 为什么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就能战胜敌人?这是因为这支军队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用先进文化加以改造过了。毛泽东的照片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延安窑洞外,毛泽东当时穿的裤子上有个大补丁!它使我明白,最高层领导能够与最基层的士兵同甘共苦,因此大家都会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去奋斗,去牺牲。所以连当时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参观了以后都说,将来国共斗争的胜利者一定是共产党。(作者:周思源) sealnews02
在封建宗法制一夫一妻多妾制的范畴内幻想“一对一”情爱,是潘金莲的大悲剧。 旅游开发八仙过海,好几处自称《水浒传》《金瓶梅》发生地的地方,推出号称水浒、金瓶套餐曰“武大郎炊饼+潘金莲咸菜”。其制作方法:在发好的面团中揉入油、盐、花椒面儿,表面涂芝麻,放入挂炉烤制成外酥里软的“武大郎炊饼”;锅中放油,油热后放八角、花椒、葱丝、姜丝、辣椒丝,炒一会儿,待香味逸出后,将切成丝的咸菜放入翻炒,熟时放入香菜段,“潘金莲咸菜”就新鲜出炉了。两种咸渍渍、香喷喷的食物相配,再辅以绿豆小米粥,就成了“山东风味名吃”或“水浒、金瓶梅名吃”了。 其实不管《水浒传》还是《金瓶梅》,都不曾写过这样的风味小吃。所谓“武大郎炊饼+潘金莲咸菜”,不过是齐鲁老百姓的寻常早餐“吊炉烧饼+咸菜稀粥”。在《金瓶梅》里,武大郎炊饼不是烤制的,潘金莲做家庭主妇的专长也不是炒咸菜,而是蒸肉馅角儿。小小肉馅角儿还标志着水浒淫妇向金瓶梅弃妇的哲理性转型。 先看武大郎炊饼:据《瓶外卮言》记载,炊饼“即蒸饼也。宋仁宗庙讳‘贞’,语音近‘蒸’,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见《青箱杂记》。”可见,《水浒传》和《金瓶梅》的“炊饼”是上锅蒸的面食,不是上炉烤的。“蒸饼”不得不读成“炊饼”,是为避讳皇帝庙号。二十世纪拍的《水浒传》电视剧中,王思懿扮演的潘金莲一大早就热气腾腾蒸馒头,曾受“这难道是炊饼”的质疑,其实导演并没搞错。按常识,吊炉烧饼应现烤现卖,如果预先烤好再满街挑着卖,就会表面变软、芝麻脱落,卖相不好也不爽口了。馒头则可以挑着卖。 武大单靠卖炊饼能养活潘金莲吗?相当难。据《金瓶梅》描写,武大卖炊饼的本钱和武大夫妇住的房子都是张大户“赞助”,条件是武大放任张大户找潘金莲厮混。“武大虽一时撞见,亦不敢声言。”后来张大户死了,武大夫妇被家主婆轰出赁房子住,因为浅房浅屋,常有地痞流氓冲着美貌的潘金莲嘲戏,撒谜语,唱叫“这一块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里!”武大受不了,想搬家却无财力,得靠潘金莲把首饰卖掉———自然原是张大户“赞助”———典座两层四屋小楼居住。正因为有了这座简陋的二层小楼,潘金莲的叉竿才能端端正正打到路过的西门庆脑袋上。《金瓶梅》虽被某些研究者称作“自然主义”,其实草蛇灰线,运笔很细,从小说构思上说,武大典这个小楼,简直是预先给潘金莲和西门庆“叉竿相逢”准备特需环境。 潘金莲常叹息“买金偏撞不到卖金的”,嫁个丈夫,了无志气,一味贪杯,人物猥琐,是“三寸丁 树皮”,“三寸丁”形容个头矮小,“ 树皮”形容皮肤粗糙。潘金莲对武松一见钟情,“谁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异想天开,对武松像火盆样热情,“武松见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倘若不是武松恪守“长嫂如母”的道德标准,潘金莲早就把打虎英雄拉下水了。如果真出现那尴尬局面,大概武大同样“不敢声言”。 向武松调情碰一鼻子灰后,潘金莲遇到西门庆。先是茶坊偷情,后在王婆教唆下,靠西门庆提供的毒药鸩杀武大。毒杀亲夫后的潘金莲在《水浒传》很快就被武松一刀杀了,进入《金瓶梅》却获得七年继续存活,对中国小说史是很重要的存活。 武大被杀后,西门庆和潘金莲在县前街就明铺明盖了。此时的西门庆和潘金莲,既是奸夫淫妇欢会,也是强势富豪男和弱势贫家妇相持。潘金莲说“奴今日与你百依百随”,“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门庆却丢下潘金莲,忙着向富孀孟玉楼求婚,插定,过礼,迎亲;忙着跟有背景的陈洪家联姻;忙着到妓院跟狐朋狗党喝酒取乐……哪儿都去,就是不再踏进武大家!西门庆潜意识中,是否已把“叉竿姻缘”这一页翻过去了? 潘金莲不能不施出浑身解数,把西门庆重新拉回身边。她精心做下一笼肉馅角儿想款待西门庆。穷女人讨好富情人,亲手做饭伺候他的胃,也做不出山珍海味,只不过是肉馅角儿。这肉馅角儿是发面的?还是烫面的?已无可考。但它必须得和面、剁肉、调馅儿、一个一个包好,再上笼蒸熟。无奈西门庆还是没有踪迹,潘金莲迁怒迎儿,打她,骂她偷吃角儿,拿马鞭子打迎儿几十下,用尖指甲掐迎儿的脸。为一只小小角儿何至如此?这个细节说明:做肉馅角儿对潘金莲是改善生活,她是郑重其事拿来讨好情人西门庆的,所以才会因为迎儿偷吃一个角儿就歇斯底里大发作。潘金莲本是坏后母,因受到西门庆冷遇,变得更坏,更促狭,更残忍。 在《金瓶梅》里,跟潘金莲蒸肉馅角儿同时出现的,是极次要的小人物,武大前妻之女迎儿。“迎”谐音“蝇”,意思是卑微得像小虫子,但小人物起大作用。迎儿在《金瓶梅》出场时十二岁,潘金莲进西门府将她丢给王婆照管。七年后,武松遇赦回乡,迎儿恰好十九岁,到出嫁年龄,武松遂以看顾迎儿为由,冒叔娶嫂恶名,将再次守寡的潘金莲骗回家。痴恋打虎英雄的潘金莲通过被剖腹挖心,终于跟打虎英雄完成零距离接触。 进入西门府,潘金莲身上的“小家碧玉”气渐渐消失,“邪恶小人”气渐渐升腾,她恃宠生骄,颠寒作热,编谎生事,排挤对手,想独占西门庆。潘金莲为了再求发展,不得不琢磨出比蒸肉馅角儿更有效的、讨好西门庆、在西门府夺宠的各种方法。在封建宗法制一夫一妻多妾制的范畴内幻想“一对一”情爱,是潘金莲的大悲剧。(作者:马瑞芳) sealnews02
《水浒传》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当时宋朝皇帝昏庸无能,不但让奸臣当道,还经常不务朝政。使到身边的贤臣在寡不敌众的情况底下,一个接一个被谋害。民间的老百姓不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导致民不聊生,还经常遭受奸人欺凌和逼迫,使到当时充满义气之侠士也难以适从。宋江,卢俊义,吴用,林冲,花荣和李逵等人就是最佳典型例子。 替天行道奠定威望实力 为了达到个人的理想与抱负,加上为民除害,宋江广交江湖各路英雄豪杰,招贤纳士。透过各种各样的谋略和手段,把当时的江湖各路人才都吸纳在自己的梁山寨中。此般蓄心积虑实在是难能可贵。从人才管理的角度,此举不外是让各路人才归纳在一个体系内,达到上意下达,人人皆有份彰显其才华,达到任人唯贤,集思广益,各尽其职的最佳人才管理状态。 戏剧的高潮部分就在梁山好汉们如何严惩江湖恶霸,替天行道,成功在各处建立起实力与威望。在他们的努力下,老百姓的生活获得平安和保障。举国上下国泰民安,老百姓亦安居乐业。虽然在戏的结尾,大部分的梁山好汉不能随公明哥哥的心愿得以招安于朝廷,但其忠义之气节,视死如归的气度,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所应该效仿的。 是的,诚如公明哥哥所说的,要干一番大事业,没有广大的胸襟,肚里可撑船的气度,如何能够治国与爱民,更别说是完成千秋大业了。最令我感触万般的就是公明哥哥在临死之前所说的那番话,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纵然是毒酒,我也都要谢恩于皇上”。试问,他那广大的胸怀岂是我们现代人所能够体会的呢? 兄弟情是没墙的家 身为现代人的我们,看了《水浒传》之后有什么启示呢?是对其戏剧里的精彩片段给予高度评价,还是从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价值,学习如何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对我而言,这将是因人而异,也是见人见智。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梁山108条好汉的忠义和情谊,促使梁山泊闻名于世,不但成功铲除恶人,更让当时的皇上与官吏刮目相看。看到梁山泊的兄弟们个个情同手足,感情深厚,不分彼此,令观众流下感动以及惭愧的眼泪。感动的是因为梁山好汉们彼此爱戴,上下一条心;惭愧的是感叹现代人为何那么自私自利,无情又无义。 从公明哥哥招贤纳士,我们可以看到,成立一个山寨,并非难事一桩,但若要成就大事,就必定需要各方各路人才一起配搭才行。公明哥哥是一名文官。在他努力之下,各路英雄好汉皆投靠在他的旗下,成为梁山的一分子,成就了当时为民除害的心愿,也奠定了兄弟们情谊的基石。因此,现代的公司和企业,如果要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占一席位,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分得一杯羹,召囊各方面的人才成为公司的一分子是必然的趋势,也是无可厚非。(作者:林资强) sealnews02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我们可以汲取许多养分。不过,在四大名著的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透视到国人的一些毛病。 譬如,随地大小便和乱题字。《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筋斗云,看到五根手指耸立入云,以为到了天边,于是孙大猴子文瘾发作,在中指上题字“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顺便还撒了泡猴尿。可怜我佛从此沾染了猴臊气,呵呵。《红楼梦》里有关撒尿的故事也不少。刘姥姥进大观园,由于吃坏肚子,急咧咧就要在茵茵碧草上解手,亏得被众人制止。刘姥姥乃一介村妪,可鸳鸯这荣国府老祖宗的红人一样是夜晚内急,打算就近在草丛里解决,却撞见了司棋和她情郎这对野鸳鸯。《水浒传》中林冲和宋江这两位,一个是赳赳武夫,一个是落难小吏,却都好题诗。林冲命好,幸好遇到了朱贵,就此逼上梁山。宋江运气就差了,被黄文炳发现反诗,差点丧命。 注重关系学。《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从此奠定了蜀汉的基业。《水浒传》里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们,以义气为纽带,使彼此关系紧密。不仅如此,宋江等人去东京汴梁谋划招安大计,走名妓李师师的门路,才得通达圣听。再看《西游记》,西天路上的妖精大都有后台,孙悟空无计可施,只能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动用如来、菩萨和天庭这些关系网,来制服妖精们。整个一靠关系打妖精嘛。《红楼梦》里的主人公们也深谙此道,四大家族盘根错节,织成一张庞大的关系网。薛蟠打死人命,跟没事人似的,因为他知道,一定会有贾雨村这样的官员去给他揩屁股。大观园成立诗社,找管家婆王熙凤要银子,公子姑娘们也懂得送顶“监诗御史”的头衔。 西方人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虽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在封建王朝,更多时候讲的还是“刑不上大夫”。《三国演义》第十七回讲,曹操行军,号令三军不得践踏青苗,违令者斩,言犹在耳,曹操的马惊了,踏坏了青苗,曹操割发代首,居然赢得了美誉。《水浒传》李逵屡次违犯梁山军规,甚至怒砍梁山大旗,宋江只是大声呵斥,或者假意要杀,别人一求情就顺坡下驴。此无他,李逵乃宋江的第一心腹矣。这是“刑不上大夫”的升级版本“刑不加亲”。《西游记》里满天神佛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却对自己门下私入人间作恶的妖精仁慈得很,一句“ 这是你师徒合该有此劫”,就搭救了妖精。 四大名著是四面镜子,照见国人的毛病。我们读书,切不可讳疾忌医,只道此是小说家言,就放过自身的毛病。这样岂不辜负了几位先贤的教诲?(作者:张天野) sealnews02
一、《西游记》是“帝王传记” 《西游记》是李世民及其他类似封建帝王的传记小说,对应的小说人物就是孙悟空。 所有关于悟空的神话都是顺着帝王的意愿作的正面粉饰、神化;所有的写实都是对他失败人生、失落人性的本质揭露。比如,吴承恩先写孙悟空的诞生符合儒家的相术、周天,秉承道家的石质仙胞,还能像佛一样“目运两道金光”。但他的实际能力如何呢?像其他猴子一样,“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他发现新事物水帘洞也是依靠尝试和冒险,并没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否则不会等到众猴悬赏大喊三声之后才响应,进去之后也不会那么兴奋。反推可见,石猴的神话源自帝王惯用的洗涮原罪的伎俩——“成王败贼”和先天决定论。他在成为千岁大王后,又如法炮制,将“石”字隐去,改称“美猴王”。李世民究竟是怎么成为人皇的呢?想必大家都知道。不然梦里不会有那么多冤鬼要求他超度,包括他的兄弟。李世民“派”唐僧取经超度自己的事件,又恰好对应着悟空拜唐僧为师,从“五行山”解脱的神话。古代最贤明的帝王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呢?吴承恩反封建的立场非常鲜明。 李世民并没有像悟空一样去取经,怎么能说《西游记》是他的传记,怎么能说他对应于悟空呢?玄妙之处就在这里。拜祖师学道之前的悟空是李世民的“人”,学道之后的悟空就蜕变成了李世民神思恍惚的“心”、“魂灵”。悟空的长生、72变、筋斗云都是出自李世民躺在病床上的南柯梦。梦里崔判官帮助李世民修改阎王簿,即对应于悟空醉酒后梦见自己涂抹阎王簿。即便奄奄一息,李世民仍然没有忘记神化自己,他要将玄奘取经的功劳抢过来,不但说成是自己的指派,还要说成是自己的魂灵——悟空的护佑,将玄奘挤对得一无所能。事实上,他的确病得不轻。 二、四大名著是忘年姐妹篇 应先读历史、哲学,再读文学作品“四大名著”。这话应该怎么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它们的作者看来,所谓文学,是用史实作为前提,以哲学作经纬,以文学为质料塑成的一个圆球□□类似于庞加莱猜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假如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到一点,那么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三维的圆球)所说的圆球。由于它的每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一点,所以我们不需要通过作者本人就能将它们完全解构,而且结论只有一个。这是历史故事和一般文学作品不具备的特征。其次,《西游记》的神话与“迷信”的神话截然相反,迷信是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无知,《西游记》是源于吴承恩对人性和人类的超前哲思,他不敢直白地表述出来,所以用了神话。相当于“红楼”中的谶纬,都是明清之际文人志士常用的反理学、反封建的文学手段。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既有不怕死的哲学家,又有志在长远的文学家。 四大名著是姊妹篇。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原因很多,这里只简要说两点:一是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朝代周期,《西游记》写的是初期盛世,《水浒传》是中间转折,《红楼梦》是末世衰退,《三国演义》是改朝换代;二是《三国演义》写仁义勇智慧,《西游记》写仁义勇智信,《红楼梦》写仁义礼智。由于高人既善于相互借鉴,又懂得搞差异化竞争,所以形成了忘年姊妹篇的奇观。 三、关羽是完美的悲剧人物 中国四大名著作者本人心目中对应的各自著作中最理想的人物是解读名著的关键。《红楼梦》中的理想人物有两位,贾宝玉和甄英莲。《西游记》中则是山水间的百姓或隐士,比如第一回中的“众猴”;第九回的渔翁张稍、樵子李定;第六十四回与三藏谈诗的松柏桧竹四位仙翁等人。《三国演义》中是关羽。关羽这个人物不容易看懂,他寄托了作者批判“家天下”,倡导多姓同治的政治理想。关公最初是希望刘关张异姓合作治国,当发现刘备有私心之后,就在魏蜀吴三者之间找平衡,促成势均力敌、合理竞争的“三足鼎立”。最后幻想彻底破灭,便只好将“三国”重新推向战争。既然“家天下”不能破,就让未来的帝王来个彻底地推陈出新、弱肉强食。关羽是完美的悲剧人物。 用哲学解读中国四大名著,在社会上很受欢迎,但也有人认为您是牵强附会、哗众取宠。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坚持按照“98%正确,500年不过时”的标准往下解读。罗贯中忍耐了600年,吴承恩忍耐了500年,我有什么理由让人们马上接受呢?但我相信,只要读者忍耐十分钟看我的文章,就会明白里面都是真金白银。我研究中国四大名著不满足于见仁见智,要解就解它个底儿掉。相信只要中国四大名著不过时,我的解读就不会过时。(作者:汪宏华) sealnews02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传统的英雄好汉都患有某种程度的“恐女症”,故而远离情色。这些古代的侠义英雄为何远离“情欲”? 英雄理想人格的礼教外套 “英雄”是一个充满阳刚与悲怆意味的词汇。人格意义上的英雄包括两个层面:一,才能勇武过人,“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二,牺牲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前者为行动规范,是侠的层面,即通常意义上的“英雄好汉”;后者指向精神价值领域。 元明是市井文学的发展和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共同特征是不好女色。武松故事很早就开始流传,早期的武松形象是一个不守戒律、贪财使气的酒色行者,但在明以后各刻本《水浒传》中,武松面对潘金莲的酒色挑逗,俨然一个不动声色的道德家。冯梦龙“三言”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宋太祖赵匡胤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不为声色所动,京娘已有相许之意,但赵却严辞拒绝,愤然离去,致使京娘自尽。 这里,正统的封建观念让宋代的侠客披上了礼教的外衣。明代吴麟征《家诫要言》云:“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气。” 义只通行于江湖,不适用于夫妇 “结义”俗称“拜把子”,即相好的朋友结为异姓兄弟。明清后,由于《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共创江山、生死不渝故事影响,结拜之风自市井百姓至文人官吏间皆极盛行,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小生产者团结互助的需求。 义可以说是一种含有政治色彩的利益结合,当然,乔峰与段誉及耶律洪基结义乃是由于被对方的人格魅力及风度气质所吸引而产生的惺惺相惜。这种对于英雄好汉的慷慨大方及倾慕之情常常溢于言表,与其对女人谨慎远离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在今人眼里忠义与情欲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古人心目中却是对立的,义只通行于江湖,而不适用于夫妇。 学者孙述宇先生在研究《水浒传》时指出,结拜是许许多多在危险环境活动的人的习惯,他们为求生存,盼望与伙伴们团结得更紧密,以得到支援与保护。对于江湖中人来说,儿女之情不仅无用,还可能妨碍英雄的事业。“妻子”是典型的“小家庭”的标志性产物,它的存在,极大地阻碍着英雄们“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手足之情的进一步深化。 红颜祸水,英雄的“恐女症” 为什么中国古典小说要将“忠义”与“情欲”这两个今人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范畴对立起来,而西方骑士小说往往英雄美人相得益彰?在忠义与情义的选择上,中国英雄只能坚定不移地取忠义而舍情欲,方能显示英雄人物的高尚伦理道德。 “英雄杀嫂”模式是这一意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惯常的表现,如武松杀潘金莲,石秀杀潘巧云等。这种女人总是淫恶的化身,中国古典小说常赋予“淫妇”五个特点:淫荡无度、出身低贱、行为主动、泼辣狠毒、有谋害亲夫的行为或可能。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惟其“贱”,才没有太多的顾忌,才有以性诱惑作为手段,冲击男权社会、改善生存环境的必要。男权中心用“红颜祸水”这个词诋毁女性的同时,反证了男权社会对“红颜”特别是对不受父权体制控制的“淫妇”的力量的恐惧。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传统的英雄好汉都患有某种程度的“恐女症”,不但不近女色,而且极端痛恨奸夫淫妇,对于那些肆情纵欲者,莫不“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尸弃首”为快。正因为美貌会诱惑男性“舍大家为小家”,从而会造成类似“忠义堂”的理想父权机构的分崩离析。 因此英雄好汉只有被塑造成“无欲”的个体,将女性带来的潜在危机摒斥在外,“忠义”才能通行无阻,理想的男性社会才能建立和维持。“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在弱肉强食的江湖世界,兄弟情谊是一种舍生共死的心理需求,一种激励斗志的力量源泉。 酒:女色的替代物 侠义小说中的“禁欲”,并不等于佛道中的“禁欲”,前者禁绝的只是情欲,而乔峰与古典小说中的英雄们有个共同的爱好:嗜酒如命。常言,酒色之徒非君子,在侠义故事中,“酒”、“色”两字常常相伴出现。 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欲望满足物,酒与女人具有同等功能,文学作品中大凡使酒的英雄,多不好色。“醉酒”是侠义故事中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好酒不仅不会减损英雄形象,还是塑造英雄丰满形象和可爱“缺憾”的优先选择,而“醉酒”是考验英雄意志、人格的最佳方式。乔峰则将这种坚定意志发挥到极致,越喝越清醒越豪情万丈,这种对酒精免疫的塑造实质在暗示乔峰在欲望面前有着超凡的驾驭力。酒是色欲的暗涉,“千杯不醉”表明犯错误的机会也不存在,酒精对他都不起作用,更何况是女色了。(作者:胥远) sealnews02
从小时候起就读《水浒传》,总觉得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对梁山诸英雄好汉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可今天再读《水浒》,心中便有了疑问:被国人奉为四大古典名著的《水浒传》到底告诉人们什么? 翻开《水浒传》,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扑面而来,我们的梁山好汉杀坏人确实不手软,可杀起无辜的百姓也是毫不留情,英雄好汉大多是在杀人过程中成名的。身为大哥的宋江曾为郓城县吏,虽貌不惊人,却义气满胸,人称及时雨。刘唐受晁盖派遣报答宋江救命之恩,带来梁山的书信,这封梁山的书信却偶然落在了宋江老婆阎婆惜手中,阎婆惜便借此要挟宋江,不肯还信于宋江。宋江见了,急忙去夺,婆惜死命不放,宋江按住婆惜,右手手起刀落,鲜血迸出,“那婆娘的头伶伶仃仃,落到枕头上。”一个大男人,本来可以凭力气夺回那封信,可他却心起杀机,残忍地杀了自已的老婆。这里宋江藐视国法不说,单从人性角度讲,他视生命为草芥,就不免有恶毒、残忍之嫌了。而在《水浒传》一书中,宋江怒杀阎婆惜无疑写成了他大义灭亲之举。“可怜的阎婆惜,稀里糊涂丢了性命”,“头伶伶仃仃落到枕头上。”成为宋江掌握梁山大权的一块垫脚石。 而英雄武松杀人更是肆无忌惮。在血溅鸳鸯楼一节中载:武松杀了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后,在墙上写下八个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正待下楼,只听楼下夫人声音叫道,楼上官人们都醉了,快去派两人搀扶,武松忙闪在一边,两亲随上楼推开房门,浑身犹如掉在冰窖里,惊得面面相觑,喊声不得,武松从黑影里闪出来,一手一个,杀死了。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武松寻思道: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是一死,落个痛快,出了口气,便下楼寻人。一时间,楼下张都监的夫人,几个服侍的下人,还有那唱曲儿的玉兰,尽皆被杀死,总共有十多人。 武松为了报仇杀了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是非曲直姑且不说,单从他杀完这三个仇人后,却想到杀了一百个也是一死,落得个痛快,然后向无辜者下了黑手,那么这时的武松便与英雄二字没有任何关系了,说他是歹徒、杀人狂、刽子手一点也不为过。可在《水浒传》一书中,武松的形象总是那么光彩照人,豪气冲天。一个人为了痛快,便手起刀落结果了十多个无辜者的生命,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被作者写成了大英雄,写成了好汉。武松滥杀无辜,成了展示武松功夫不凡的一个花絮,死去的无辜成了展示武松不凡的道具,好像是说,武松武功盖世,别说杀三两个人,就是杀上百八十人,也都是如砍瓜切菜一般,易如反掌。 如今武松形象正借助现代化的电影电视媒体展现在我们面前,艺术的加工与再造,使我们面前的武松不仅仅是一条好汉,简直是神人,圣人,是正义的化身。其实,在梁山好汉中以杀人为快活者不止宋江、武松,还有李逵、孙二娘、杨志等等,他们一怒之下便手起刀落,而对方则命归黄泉,这是常有的事。 这是怎么了?!是宋江、武松等人骗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骗了自己?应该说《水浒传》是中华民族一个最为普及的教科书,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藐视法律、藐视生命的人居然成了英雄好汉,那么这是什么文化呀。思前想后,真是令人糊涂。(作者:牟丕志) sealnews02
武松一生中只有两段感情“纠葛”。 潘金莲 潘金莲是爱武松的,那是真情流露,拋却伦理道德,单就情爱此事来说那是挺纯洁的一件事。武松最后手刃潘金莲,这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的一以贯之而已,若非武松,无论遇上谁,必会报杀兄之仇。 在一部《水浒传》中,男女之事甚少,除却潘金莲这样轰轰烈烈,再要找到一个水一样的女人来,已是十分困难。水浒故事被人传为105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这注定女人没有多少故事。在整部《水浒传》中,最血性的三个男人应是武松、林冲和李逵。武松刺配后有一个机会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在张都监的家里,武松受到礼遇,张都监有意把养女玉兰许配予他。玉兰长得千娇百媚,别有风情。在张都监家里,武松过上了一生中最温情的日子,他受到张都监的照顾,还红袖添香。当美丽的玉兰向武松敬酒时,武松面红耳赤起立,远远而立,把酒一饮而尽。回到屋后,无法入睡,还拿了条哨棒在月色之下操练起来,一直玩到三更时分。这段文字耐人寻味,武松也是怀春的。可以肯定地说,武松是动了真情的,虽然施耐庵并未花更多的笔墨去描写武松和玉兰之间的情事,但臆意一番,武松在张都监的家里感受到了一生的幸福。 玉兰 但令人悲哀的事,这一切都是一个阴谋。包括玉兰,也是张都监设计害他的一个筹码,而武松一概不知。 当武松最有可能过上正常人生活的时候,阴谋开始了。家丁们从武松的房中搜出了张都监家中的被盗物,武松再一次被推向了命运的深渊,被张都监诬为盗窃财物,再获重罪,张都监想要的是害死武松。 武松的英雄气概在飞云浦上薄发,手刃了公差。再次寻仇鸳鸯楼,张都监、蒋门神、玉兰皆死在武松之手。 从此后,武松的生命中就再也没有女人了。相比于王英、林冲,武松是值得同情的。武松一表人才,武艺高强,本来可以获得爱情,但他生命中两个女人却成了他一生中的最痛。第一个爱他的女人害死了他相依为命的哥哥武大郎,第二个女人却想害死他。 在水浒中最悲剧意味的应是武松,他的经历、爱情和结局都极为坎坷。我总畅想他能遇上一位美丽贤慧的女子,减却他身上那种残缺的悲剧色彩,可惜上苍没有安排给他。(作者:流沙) sealnews02
世界华文传媒联合会(英文名称WorldChinese Media Federation)简称WCMF,是由世界各地华文传媒机构和记者、编辑、美工人员、网站设计人员等组成的国际性,同行业联合团体,成立于1998年,是一个服务会员、反映会员心声、维护会员权益的非政府组织,是国际华文媒体与各国政府组织,联络、交流、沟通、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世界华文传媒联合会的宗旨是团结世界各地华文传媒和记者,加强沟通,交流合作,相互促进,共赢发展;弘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代表成员,在所在国争取并维护华文传媒权益;携手开创国际华文媒体的新时代,坚持新闻自由,实事求是,倡导环保,促进公平,为世界和平、社会和谐发展服务。 现任会长为李孝谆先生。李孝谆有超过四十年的文化传媒经验,历任香港中国通讯社记者、港澳部主任、时政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爱好文化与艺术品研究,欧洲艺术品研究中心荣誉顾问,欧洲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著作:《穿行天南地北——李孝谆新闻作品集》并参与指导了香港中国通讯社成立五十周年丛书:《穿行历史时空(上、下)》、《穿行海峡两岸》、《穿行中国大地》等。先后担任香港文化传播协会理事、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理事、南平旅港联谊会监事长。他与香港和中国内地各地文化部门和宣传部门保持良好关系。他曾与上世纪90年代率团访问福州,受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亲切接待并结下了一段友谊。 李俊辰先后担任执行会长和独立董事。 John Russ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