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bnb is offering a handful of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he environment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n how to help preserve it during…
LONDON, Sep. 29 (Seal News) The 2019 Heracles Prize (Sport) of the Big Ben Award selected the Top 10 Global Outstanding Athletes this year on…
【SEALNewsパリ2月27日】第56回のパリ国際農業見本市が23日、開幕した。同見本市は1964年から毎年開催されている。今年は9日間にわたって行われ、69の国家と地域からの1千社余りが出展し、来場者は70万人を超えると見込まれている。 sealnews02
【SEALNewsシャルムエルシェイク2月26日】第1回アラブ連盟・欧州連合(EU)首脳会議が25日、紅海に面したエジプトの都市シャルムエルシェイクで閉幕した。双方は共同声明を発表し、地域間協力の強化がアラブ諸国とEU諸国が現在共に直面する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の鍵であると再び表明した。 sealnews02
就其本性而言,任何文化史都是欲望史,它向人们揭示了欲望生长的进程、表达形态,以及欲望发生的机制和原因,人处理欲望的各种手法,等等。与传统文化史相比,欲望史将更明澈地展示文明的历史本相。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欲望是因欠缺而引发的主体心理状态,具有匮乏、收缩和否定性的精神特征,甚至是镜像或语言中的骗局。拉康坚信,欲望只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链”而已。但德勒兹则把欲望视为创造、生产、膨胀和肯定性的要素,具有解放和革命的力量,应当得到充分鼓励。后现代哲学的这种严重分歧,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母题的重大意义。 借用德勒兹的概念,也许可以把华夏农业文明视为一架古老的欲望机器,它按二十四节气的节律生产农作物和欲望,进而产生强大的群体性能量,大幅度修改田野与城镇的面貌。这种机器通常拥有一种二元结构:一个来自物质或语词的驱动力,以及一种有效的刹车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驱动/制动机制,欲望的运动,总是在放纵和压制之间摆动,而它的运动踪迹,勾勒出文化史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 跟猎人社会相比,“食草型”的农业文明并未大幅提升生活资源的数量,但改善了食物的储备能力。在仓颉造字的年代,“仓”就是粮食的象征,而在日神统治的年代,舜曾因修缮粮仓而遭到家人的谋杀,差一点被烧死。 另一方面,硕鼠偷盗仓粮的不道德行为,也遭到来自民谣歌手的抨击(《诗经·魏风·硕鼠》)。这些神话和历史叙事证明,“仓”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事物,这种粗陋的建筑容器,大幅提升了农夫的储备能力,搭建出“丰衣足食”的幻象,进而膨化消费欲望。对于粮食及肉类的饥渴,从胃和口腔的深处涌出,炽烈地燃烧在殷商和两周的鼎器之中,映照着华夏文明的早期岁月。 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都热衷于制造“欲望灭国”的反面神话。在妹喜、妲己和褒姒的祸国传说背后,是对末代国王的色欲的道德谴责。人们被反复告知,正是王的欲望吞没了他自己的国家。据说,为博得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妺喜一笑,桀王不惜大量撕毁绢帛。这是精神分裂的美学现场,器物的灵魂在惨叫,其间包含着欲望破裂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是解忧和欢愉的源泉。裂帛就此超越了物的限定性,跟女人一起,成为情欲和罪恶的担当者。 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欲望之仓”的储备已经完成,它需要一种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区域战争。先秦诸侯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在权贵层面上触发了第一次欲望大爆炸。他们深知,“周礼”必须加以销毁,以便为欲望的生长开辟道路。 为扑灭或加持这场大火,诸子百家被紧急动员起来。思想在权力的压迫下出现分裂:士大夫要么站在欲望的对面,如墨家和道家;要么站在欲望一边,如法家和名家;或者维系着某种暧昧的摇摆立场,如儒家和“黄老之学”。在纷杂的“百家争鸣”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处置人的欲望。墨翟赤脚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皮肤黝黑,神色坚定,向世人示范低度欲望的生命状态。但在欲望大爆炸的年代,很少有人愿意倾听那孤寂的声音。 从先秦时代到北宋为止,欲望表演的主要舞台基本位于“东轴线”上,也就是从长安、秦岭沿汉水(包括邻近的河南洛阳和开封一带)连通襄阳。这条轴线是西戎人的战地,也是孕育帝国文明和欲望的早期摇篮。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的主要成果,除了贡献诸子百家,还贡献出著名的欲望暴君始皇帝嬴政。营造长城的意义,不仅是在阻止北方蛮族的入侵欲望,而且要阻止本土农夫们的造反欲望。长城是农业时代最严厉的“欲望围城”。不仅如此,在征服六国之后,皇帝竟然下令销熔天下兵器而铸成十二铜人,放置于宫庭之中。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具有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那就是用暴力征集民间的欲望(铜),并且垄断它们,把它们变成皇帝本人的私人典藏。嬴政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欲望独裁者,他垄断了权力、制度、思想、言语、人民、女人、消息、简册、土地、物资和道路,直至世界上最奢华的坟墓。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 经过两汉和魏晋的挣扎,被打压的欲望开始重新生长。“竹林知识分子”躲藏于距京城洛阳四百里之遥的乡野,在纵酒、服药、操琴、吟诗和佯狂的同时,向道家索取抵抗欲望的秘方,却无法避免死亡的危机。嵇康临刑前演奏的《广陵散》,让世人听到了悲愤的裂帛之音,它宣告了欲望躲避策略的失败。 在唐宋两朝,农业种植技术已经渐趋成熟,长安街上行走着不同肤色的居民,制造出全球化或半全球化的繁华景象。在那些意乱情迷的青楼上,狎妓咏词成了时尚潮流。文人的风情在吟诵中被放大,在此后的上千年里,持续地引发缠绵而哀怨的回响。 不仅如此,说书人在坊间大量涌现,他们讲述的故事(情爱、神鬼、武侠和探案),不断刷新欲望空间的宽度。而在后宫深处,皇帝和妃子的爱情也在秘密展开。这场最高等级的爱恋,虽然要面对着史官的谴责,却受到文人白居易的喝彩。作为一种宫廷样本,它向草根民众示范了情爱所能企及的深度。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的最大成果,就是“缠足美学”的确立。据说,是南唐舞女窅娘的纤足,因受到后主李煜的青睐,而触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恋足癖风潮。这是一种欲望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规训女人的脚足、乳房和灵魂,另一方面鼓舞男人的情欲。女人必须缓慢而小心地低头行走,竭力压抑自身的欲望。但小脚女人的窈窕身姿,反而向男士们发出暧昧的召唤。肉欲在三寸金莲上燃烧和跳跃,犹如千万枝蜡烛,照亮了他们的迷狂表情。 跟“缠足美学”遥相呼应的,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它是欲望的大脚,为底层士人提供进入社会高层的便捷方式。它还确立了欲望的联动逻辑:只要“金榜提名”,就能“洞房花烛”。这是权力、情欲和家庭欲望的一揽子实现方案。没有任何书生能对此无动于衷。 中国是个具有高度持续性的道德国家,它接受了儒家、佛家和道家伦理的三位一体管理。男人在科举中题写严肃的政治理想,而女人则在女红中绣入柔媚的情欲。不仅如此,在宋代理学那里,欲望管理在严苛性方面达到了历史高潮。理学家洞察了欲望爆炸的现实,试图阻止它们的快速生长,他们提出“灭人欲”的口号,从反面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泛滥的现状。表情忧戚的道德家,就此向世俗欲望宣战,但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欲望并未被阻断,而道德家却赢得了显赫的名声。 忽必烈家族统治下的元帝国,知识分子的欲望叙事,面临着严重的种族主义障碍。士大夫无法发挥自己的叙写能力,逐渐沦为沉默的一代,只有少数下层文人混迹于勾栏和酒肆,为“低俗喜剧”(杂剧)撰写脚本,并以这种方式向民间欲望致敬。但大多数农夫的理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欲望旅行路线,甚至无法逾越村头社戏舞台的边界。 第三次欲望大爆炸 明代是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越过蛮族统治的岁月,汉人指望重新召回北宋的文化幽灵,由此引发了第三次欲望解放的浪潮。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权力中心向东部转移,形成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轴线(也即东轴线,跟西轴线遥相呼应)。它紧邻太平洋西岸,衔接大陆和海洋,营造出人口和器物流转的全新地理格局。 我们已经看到,工匠及其手工艺在太湖流域得到令人惊讶的勃兴,形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器物制造、贸易和消费中心。木造、织造、瓷造、铁造、酱造和书造等风起云涌,超越了古老丝绸的物种限定,器物的谱系已经大致完备。城市里到处悬挂着商号的五色旗幡。在这个浪潮中,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器物、珠宝、木料和香料,为中国工匠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 就在这个年代,鉴于海上非法贸易的兴盛,各种薯类和蔬菜被广泛引入,令中国人的食谱变得更加庞杂。不仅如此,围桌合食的餐饮制被广泛采用,酒与茶的对偶制也已经确立,形成席卷所有餐桌的美食革命。所有人都加入了争夺佳肴的桌面之战。而这种餐桌上的模仿和竞争行为,成为推动食欲的动力。毫无疑问,中国人在面对大饥荒的同时,也经历了食欲大爆炸的蛊惑时刻。 这里要特别提及来自美洲的辣椒。作为一种最犀利的欲望激素,它从江浙一带登陆,而后在全国迅速蔓延,成为民众厨房的核心香料。没有任何一种调味料能像它那样,如此价格低廉而品味锐利,侵入每一道菜肴,刺痛并愉悦舌头,奋力改造着中国人的口味。辣椒是燃烧在身体内部的幽暗火焰。而另一方面,甜味作为富有的象征,占据了太湖流域的餐桌,它傲慢地推开重咸味,企图判处它与穷人为伍。在味觉的层面上,欲望发动了争夺口唇的暗战。 江南私家园林,是第三次欲望浪潮的最高成就。它是欲望表演的精致摇篮,是器物陈列的展室,是家园、戏台、花园、山水和避难所的复合体,是所有欲望及其投射物的百科全书。它以退休官员的名义,向文士、戏子和名妓发出了迷人的召唤。…
The Ceremony Reception of 2018 Ms and Mr Chinese Global Pageant were held in London on 3rd November. The “Ms. & Mr. Chinese Global Pageant”…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 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 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对于不少人来说,这首词从87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开始,就有了固定的旋律。 这首曲子是如何诞生的?日前,《红楼梦》的曲作者王立平在国图讲坛上讲述了创作过程。 “当时我一听说要给《红楼梦》写曲子,虽然只是问有兴趣没有,但是有梦就有希望。”说起最初知道要为电视剧《红楼梦》作曲,70多岁的王立平至今仍难掩激动。 1982年的一天,有人告诉王立平,王扶林导演正在筹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问他有没有兴趣给这样的剧作曲。 “当时我的心就像开了锅一样,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大概语无伦次地说了这样几句——有兴趣、我太有兴趣了、极其有兴趣。” 不过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和导演的见面让他“有点失望”。 “我见他面的时候有点失望。他没说你来写吧,他说作曲是件大事,谁说都定不了,要红学家、编剧、领导大家一起商量。” 当导演问能不能大家一起聊聊的时候,王立平马上明白,“这么大一件事哪有轻易说了就行的,我知道这就是要考我”。 不过当时也不知道会考什么。王立平觉得“准备也白搭,干脆就别准备了”。 他确实有这样的自信。王立平从小就读过《红楼梦》,“尽管最开始没读懂”。“我不记得通篇读下来有几次,光开头就读过很多次,有时读一半放下了。但当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波折、磨难之后,我觉得我才读进去了。” “考试”安排在一个下午,在华侨饭店。 王立平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导演说了几句话,让我谈谈红楼梦,时间一个下午都给你了,你就开始吧”。 “一个问题也没提。我就后悔了,应该提前考虑考虑。”他笑说。 既然给了时间,王立平还真用一个下午时间谈了。“我就谈了对这本书的认识过程,开始没读懂,后来怎么理解的,还谈了自己对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设想,以及我对电视剧《红楼梦》音乐的构思。” “我的主要观点是,如果说《水浒》《三国》是以情节取胜,那么《红楼梦》应以情趣取胜。我看书有时候翻了好几页不过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但正是这些细枝末节中体现曹雪芹的思想、观点和它的艺术魅力。同时,电视剧要留出充分余地表达人的情感,从情上发掘人物魅力。” 而对《红楼梦》的音乐,虽然王立平并没有想好用什么素材写,但给出了八个字——满腔惆怅、无限感慨。 “音乐应该做一个桥,既写曹雪芹笔下人物的惆怅感慨,也写曹雪芹的惆怅感慨。而且要变成我们这些再创造者的惆怅感慨,最终变成荧屏前观众的惆怅感慨。”他说。 说完了以后,一个下午过去了,王立平回去等着听通知。“过了几天,导演说他们决定请我担任红楼梦的作曲,我非常高兴。”这一年是1982年。 但这样的高兴也没持续多长时间。“没一两天,兴头就打不起来了。”…
9月15日、国際オリンピック委员会第131回全体会議に参加したパリオリンピック招致委員会代表団はパリに戻った。国際オリンピック委员会は13日、ペルー共和国の首都リマで行われた第131回全体会議で、最終にパリを2024年夏季オリンピックの開催都市に指名した。 sealnews02
我是一个研究粉丝文化的学者,同人文学是我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什么叫作“同人文学”,所以我在跟别人解释这个词的时候会偷个小懒:“同人文学,就是用别人的故事梗概、人物和背景,重新构思创作自己的故事。写作者都是原作的粉丝。就像《金瓶梅》那样,或者《故事新编》。”对于中国文学史有基本了解的人一般在这样的解释之后就能迅速明白“同人”一词的含义,但若是把这样的偷懒解释当真,并凭空号称“《三国演义》就是《三国志》的同人,一不小心混成了名著”的话,就只能说是文学史的门外汉了。 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大量明清白话小说都不是署名作者以天才一己之力创作而成,而是通过长期民间口头传统和表演传统逐渐演化定型而来的。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同人的话,按照同样的逻辑,《水浒传》当然也可以说是《大宋宣和遗事》的同人,可是这种说法多少有些无节制扩大化的意思。民间文学里的集体创作自然是某个故事的不断演化,都有一个最初的版本,然而这和当代网络上的二次写作毕竟相去甚远。 民间集体创作到底算不算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件事情:“同人”一词究竟该如何定义?这定义的难点,首先就在于“同人小说”所描述的一系列文本,其文本自身并没有太多共同点。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这些文字都是基于另一些文字写成的,也就是说,定义这类文本的特点存在于文本之外,这就要求比较复杂多面的定义方式。美国学者Busse和Hellekson在她们的论文选本的序言中归纳道:同人小说(Fan Fiction)一般从宽泛到严密,有四个层次的定义。第一,所有的民间集体创作,都算同人,按照西方传统的惯例,可以上推到《荷马史诗》。第二,以现存文字的再创作为始,这可以算上中世纪的罗曼史。第三,在“作者”意识定型,资本主义版权意识开始出现的时候,例如对简·奥斯丁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和社会的再想象和再创作,就可以叫作同人。第四,如果同人小说以写作和分享的社群为标志,那么对亚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进行的读者重新创作就称得上是同人小说了。第五,也是英语学界如今对“同人小说”一词心照不宣的提法,指的是成规模体系的亚文化为形态,以西方媒体作品为核心的粉丝文化中出现的改写作品,也就是当代的粉丝圈中流通着的同人文学,如《哈利·波特》或者《神探夏洛克》的二次创作文字。 由于大多数英语学界中对“同人小说”的定义过于狭窄,而且植根于西方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因此,这种定义在中国的讨论中尚不足全部采信。在目前,对“同人文学”这个概念进行讨论并严格界定的论著并不多见,流行文化、亚文化对同人的讨论和正统精英文学对古代的经典小说的研究似乎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干。然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这两者并非毫不相关,甚至可以说某些层面上极度相似。西方如此,中国也一样。那么,“《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同人”这个说法是否就是被压抑的历史事实呢? 在讨论这个说法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英语中“fan fiction”这个词到1944年才出现,“同人文学”更是一个和原意已经出现相当偏差的词汇,那么我们把概念倒推到前现代,推到古代神话传说,是否合理呢?的确,很多新的概念和范畴出现之后,人们会将这些概念反向归纳,把历史上的一些文化现象纳入其中,有时候还反向创造出传承的传统出来。当下中国的粉丝社群同人写作传统的直接来源影响是日本漫画界的同人创作。然而中国文学史上的二次写作很常见,比如说白话小说的“续书”传统,《红楼梦》风靡的时候,曹雪芹的爱好者们创作了无数的续书,想象这个故事的结局,光是较出名的就有十多种。近现代文学史上二次创作也很常见,例如清末民初的“拟旧小说”,又称“翻新小说”,就是将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放到当下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来。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里,贾宝玉从《红楼梦》的世界中直接穿越清末社会,又深入乌托邦的“文明境界”,看到红楼中的甄宝玉建立的救中国的前途何在,欣喜不已。这就是典型的用古典小说的人物抒发自我的情怀了。五四时期的类似二次创作也很多见,自然也包括我上面提到的《故事新编》。无论是当时的高雅文学(以五四传统为代表)还是通俗文学(以各种类型写作为代表),都有戏仿其他文本的写作出现。然而这些写作虽然都可以广义上归于“二次写作”“重写”,但是它们从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当代网络同人小说的先祖。 回到《三国志》的问题,中文粉丝圈中的“历史同人”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范畴,例如在英语世界中就不存在这个同人亚类型,而是把所有历史或者当下真实存在的人物相关的同人写作都列入真人同人RPF中去,而中文的历史同人和真人同人一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粉丝同人写作中将历史文本和小说文本混淆的倾向。一方面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和史传传统有分不开的渊源,另一方面,成型的大量文字所构建成的历史,很容易让人产生历史就是文本,和小说没有区别的感觉。然而,基于历史写就的小说是不是同人小说,这本质上还是同人的定义问题,不管它是不是以史传为最早的原型。 其实归根结底,如果“同人小说”只能依靠文本外的关系(不管是文与文之间的联系,还是文与人之间的联系)才能定义的话,严格的高雅与低俗之间的分野并无必要,但混淆历史渊源,将一个时间空间背景过于切实的概念不加区分地加诸古人身上,就有些胡闹了。我认为,同人文学一词不宜扩大到任何民间集体写作,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是历史联系,也许是人类共同的某种创作欲望的联系)。当然,因为“同人”一词至今没有较好的定义界定,所以说“《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同人”也并非完全不行,但是,这句话后面包含着一系列并未得到公认的假设和推论,乍一出口未免耸人听闻。我不反对别人耸人听闻,但前提是先把“同人”按照这种假设和推论定义妥当。(作者:郑熙青) sealnews02
近日,头上戴草的呆萌形象日益成风,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更有高校教授戴草授课的新举。然而,戴草佩花之风早在古代中国就已形成,但花草种类不一寓意也大相径庭,就让我们一探古人戴草佩花那些事儿吧。 唐朝妇女头上花朵不下数十种 谈及古人的戴花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于是乎各类象征美好的装饰物也成为了大街小巷的风尚。先秦时期,鲜花因其美丽的外形以及沁人的香味被视为美好的女性化象征。从中原至南地,上至达官贵妇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不以戴花为荣。从诗经《郑风·溱洧》《邶风·静女》所述的以花寄情,到(《召南·摽有梅》的女性象征,再到《周南·桃夭》、《唐风·椒聊》所写的婚育祝福,鲜花在古代民众的生活中拥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除此以外,不同的鲜花还暗含各类花语。古代南方有佩兰之风,兰草作为志趣高洁,清廉不屈的象征,被无数文人墨客所喜爱。以娥眉自居的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提及各类花草,从江蓠、芳芷、杜衡、留荑、揭车、菌桂、到秋兰共达二十几种。 时至唐宋,簪花之风更为盛行,不仅是贵族装扮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是百姓日常着装中的必备元素。簪花主要在汉族妇女间流传,以各类鲜花或花朵饰品作为头饰或首饰佩戴。唐宋妇女常用的除了鲜花之外,还有绢花、罗花、绫花、缎花、绸花、珠花等各类花朵饰品。唐代著名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就形象地再现了唐朝妇女簪花戴彩的场景。总长46厘米的画卷描绘了春夏之交贵族妇女赏花游园的场景,其中五位簪花仕女为全卷焦点,仕女发式都梳作高耸云髻,蓬松博髻。前额发髻上簪步摇首饰,鬤髻之间各簪牡丹、芍药、荷花、绣球等,眉间还都贴上了金花子。花朵元素从头至尾,不下数十种。由此可见唐宋妇女对簪花的热爱。 时至今日,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中也都时常出现簪花妇女的形象。时下,苏南水乡的妇女们仍旧保持了簪花的传统,就连新娘妆中亦常有簪花于发的讲究,但目前簪花早已不限于鲜花,也时常以绢花代替。北京绢花、大庄村绢花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手工艺品,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古人插草有卖身之意 在簪花盛行的唐代,还出现了皇帝赐花一说。五代时期王仁裕所撰《开元天宝遗事》中曾记载:“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间地。故学士苏颋应制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帝览之,嘉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时人荣之。”游园之时皇帝向所喜爱的大臣赐花簪花,已成光耀门楣的大事,此时的簪花还暗含“才俊”的含义。皇帝对爱臣的赐花风俗从唐代开始一直延续至明末,除元代外,均有各类记载,其中尤以宋代为盛。古代李梦符的《察考取状答》写道:“插花饮酒何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可见随着簪花习俗的演变,簪花与宴饮已成了密不可分的两种相关活动。 除了簪花的风俗,古人也在头上戴草,但与今日的呆萌之美不同,古人插草即有卖身之意。插草最早产生于晋代,那时我国农村便产生了定期的集市,叫草市。大都位于交通要道或津渡驿站所在地。因市场四周多置草料,房舍简易,多用草盖成,加之粮草交易甚多,故遍地皆草。赶集者携物来卖,便随手拾一根草插在该物上以示出卖。这样就产生了草标广告。草标广告在古代很普遍,如《水浒传》中的“杨志卖刀”, 《儒林外史》中“范进卖鸡”,都是在物上插一草标。这种形式,迄今在农村集市上仍可见到。后来贫困人家的孩子在卖身之时也在头上插上草标以示大众。头插草标卖身的说法见于小说、戏曲中的描绘。《路史》载:“有虞氏以草缨当劓。”或是这种做法的发轫。插根稻草,表示该人家里地无一垄,房屋一间,粮无一粒,饥饿难耐,贫穷就如同这根稻草一样,需要将自己卖出去,才可以有生路!关羽在白马解围时对曹操说“吾观颜良,如插标卖首耳!”,这里的“插标”指的就是在头上插草标卖脑袋的意思。 男子簪花是上流社会的象征 提及簪花,浮现于脑海的通常都是女士簪花的各类娇美形象,但在古代中国,男士簪花也是一种极为推崇的社会风尚。关于男子簪花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卷五十八: “(梁简文帝)又答新渝侯和诗书曰:‘……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由此可见,在南北朝时期的梁国,男子簪花不仅绝无贬义,甚至还是上流社会的象征。此外,隋朝太子打猎的装束中也含簪花为饰的偏好。唐明皇李隆基、宋代诗人杨万里等也都推崇男子簪花的风尚。 北宋科学家沈括曾在其撰写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相传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韩琦任扬州太守的官署后花园中种着一种名叫“金带围”的芍药。此花不仅花色美丽、奇特,而且传说此花一开,城中就要出宰相。当时王珪、王安石两个人同在大理寺供职便应韩琦之邀一同去其府邸赏花。因为花开四朵,所以韩琦便又邀请州黔辖诸司使前来,但恰逢诸司使身体不适,便临时邀请原本路过扬州的陈升之参加。陈升之与其他二位同在大理寺任职也可谓是同僚一同饮酒赏花。赏花之余,韩琦突发雅兴剪下了四朵金缠腰,给大伙儿一一戴上。 无巧不成书,往后的三十年间这曾经头戴金缠腰的四位好友竟先后做了宰相,自此四相簪花的故事也流传开来。不仅如此,“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听完这个故事还特地以此为主题绘制了一幅《四相簪花图》条轴和一幅《金带围图》扇面,男子簪花的故事也成了佳话。(作者:葛凯迪) sealnews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