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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第十一回：十殿阎王同意放唐太宗还阳，太宗非常感激，说，我回阳世，无物可酬谢，唯答瓜果而已。十王喜曰：“我处颇有东瓜、西瓜，只少南瓜。”太宗说，我一回去即送来。于是，招募到刘全，让他“头顶一对南瓜，袖带黄钱，口噙药物”，到阴司给阎王送南瓜。阎王非常高兴，收下南瓜。憺漪子在回前批云：“一对南瓜，能值几文？”(黄周星点评本《西游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55页)嫌送的礼太便宜。张书绅说，太宗用两个南瓜，换了二十年阳寿——真是划算。所以，他就瞎猜说：广东有菠萝蜜，类似南瓜，其重有数十斤，结自树上，又甜又美；此卷南瓜大概就是。(张书绅评本《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就是说，张书绅认为刘全进南瓜，太不可思议，应该是比较贵重的瓜果，于是就想到菠萝蜜——实际上他对菠萝蜜也所知不多。为什么让太宗给阴司进南瓜，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事儿。 　　刘全是“头顶一对南瓜”，它只可能是两个南瓜摞在一起，南瓜是圆形的才好顶着。由此形状，我们知道这个品种的南瓜是美洲南瓜。就是万圣节经常被美国小孩用作道具，在上面挖几个洞当眼鼻口装鬼的那种圆瓜。(Webster’s New Explorer Desk Encyclopedia，说南瓜有两种，源于美洲，见该书，2003年版，第1148页) 　　我们大致考查一下南瓜从外夷进入天朝的历史。因为它不声不响，着处开花，很不起眼，所以历代植物学著作对它著录不多。1578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完成。该书第二十八卷菜部有南瓜，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等处都有种植。结瓜正圆，大如西瓜，皮上有棱如甜瓜。一本可结数十颗，瓜的颜色有绿、有黄、有红。经霜后收置暖处，可留至春天。南瓜子像冬瓜子。南瓜肉厚色黄，不能生吃。吃时要去皮、瓤，煮熟，味如山药。 　　李时珍还说：元代王祯《农书》中说到浙中一种阴瓜，宜阴地种之，秋熟，色黄如金，皮肤稍厚，可藏至春，食之如新。怀疑这阴瓜，就是南瓜。李时珍说的阴瓜见王祯《农书》之《百谷谱集》之三蓏属“甜瓜”条下，没说不能生吃，自是甜瓜变种，不是南瓜。成书于1273年的《农桑辑要》比《农书》时代稍早，有西瓜、冬瓜，无南瓜。成书于1330年的《饮膳正要》，也有冬瓜、西瓜，无南瓜。活了106岁的老寿星贾铭，本是元人，入明后尚在，著有《饮食须知》，其中则有“南瓜”条：“味甘，性温。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似乎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南瓜。 　　可以说，对南瓜最早著录且有详细形态描绘、性能说明的是《本草纲目》。但此后的相关书籍，并未步武《本草纲目》。1621年刊印的王象晋的《群芳谱》“西瓜”条下，附有“北瓜”，形如西瓜而小，皮色白，甚薄。则是西瓜别种，并无南瓜。(伊钦恒《全芳谱诠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25页)1639年刊行的《农政全书》，是在徐光启死后，由陈子龙整理而成，它也未著录南瓜。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王象晋我们不去说他。徐光启是个关心农事、风气开通、地位崇高的人，应该注意到当时的学术风向，接触得到《本草纲目》，也应该关注到南瓜这种外来的物种在中国由南向北的蔓延推广，而且是肯定看过《西游记》的——在《辟释氏诸妄》一文中，他提到“孙行者毫毛变化”！(《徐光启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91页)遗憾的是，《农政全书》中南瓜的空缺，表明徐光启似乎对此视而不见。我们真不知道当他读到《西游记》中刘全送瓜的段落时，心中有何感想！ 　　1708年成书的《广群芳谱》，是对《群芳谱》的增补。该书卷十七，加入南瓜，基本上是移录《本草纲目》。此后南瓜就成为植物学著作里的常客，并对其性能、功用不断加以充实。如1765年刊行的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第八卷：“《(本草)纲目》南瓜主治，只言其补中益气而已。至其子食之脱发，今人以为蔬，多食反壅气滞膈，昔人皆未知也。”又引人言：南瓜瓜蒂坚牢不可脱，昔人曾用以入保胎药中，大妙。《慈航活人书》言南瓜瓤治汤火伤。1848年刊印的吴其濬《植物名实考》卷六：《本草纲目》始以南瓜入菜部，如今处处种之，南瓜能发百病。北省志书列东西南北四瓜，东盖冬瓜之讹。北瓜有水、面两种，形色各异。“《曹县志》云：‘近多种此，宜禁之。’番物入中国多矣，有益于民则植之。”吴其濬看到的大概是康熙时的《曹县志》。地方官禁止种南瓜，可见南瓜17世纪在中国有些地方，尚是新异物种；一些人不识不知，不放心它，不信任它。那种忐忑的心理，类似于我们今天对转基因技术处理下的物种、产品。这种胆怯和保守，实是数见不鲜！甚至1936年版的《辞海》还说：南瓜，结实颇大，其形不一，普遍作扁圆形，有棱成数纵沟，其色或黄或红，供陈设用；普遍使用者为番南瓜。(《辞海》，中华书局影印版，第471页)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种刘全所进的南瓜，多还是作为赏玩之物，像潘金莲说的花木瓜一样，空好看(《水浒传》第24回)！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豫西南乡下外婆家，我们那里吃的南瓜都是青黑色、带花纹，长长而圆，一头弯曲，叫作bian瓜，正好印证《辞海》所言。 　　假如我们把刘全进瓜的时间定在《西游记》定本出现的时间——1595年，那时南瓜刚从美洲大陆，经过南洋，进入中国不久，只有《本草纲目》曾经著录。它是那么新异，以致阴间的阎王钦点此物叫阳世君王进奉。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显得意味深长，充满游戏精神。

　　保卫国家领导人，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中外亦然，古今亦然。 　　古代的“中南海保镖”是怎么挑选的，又是怎么执行安保任务的呢？ 　　周朝的警卫人员重出身，主要考虑“政治上可靠” 　　保卫国家领导人的条例，在古代叫皇家禁卫制度。在上古夏商周三代时期，就有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记录周代典章制度的《周礼》中，便出现了负责皇家禁卫的专业人员，安保设计相当周密。 　　负责周王安保工作的，叫“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为之版以待。”大概意思是，宫正负责周王宫中禁令的制定和日常纠察、查禁，按时检查王宫中各官府及值宿守卫人员，并做好记录，整理成册，以备查验。 　　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警卫人手不够，则会紧急征调各官府的官员子弟参与警卫，对进出人员盘查严格，禁止宫内外人员不按规定时间进出王宫。如果有需要，可随时对可疑人员进行检查，甚至搜身，即所谓“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其出入”。 　　古代国家领导人居住与办公地，称为 “禁地”，故其警卫人员称为“禁卫”，警卫部队称为“禁军”。当时周王禁地内明暗岗哨多多，“周庐千列，设戟百重”，欲行刺很难得逞。 　　保卫周王分几班人马，依居、行、守三种警卫要求的不同，而选派出相应的警卫人员。其中负责王宫内日常值守的人马最重要，要经过严格“政审”，必须是贵族子弟出身。宫内值守负责人叫“宗伯”，算是周王心腹中的心腹，地位很高。 　　周王的警卫人员重出身，主要考虑贵族子弟“政治上可靠”，还有当人质的意思，可避免诸侯、大臣在外叛乱。这套“政治上可靠”，讲究家庭出身的政审制度，为历代统治者借鉴，非亲信、心腹是当不了“警卫队长”的。 　　秦朝建立的一套武装保卫国家领导人制度，成为后代范本 　　进入封建社会后，保卫国家领导的警卫人员数量大大增加，素质也得到极大提升，形成了完整的警卫体系，出现了独立的武装警卫部队。 　　秦朝建立的一套武装保卫国家领导人制度，成为后代范本：从内到外有三个警卫层次，有“卫尉”、“郎中令”、“中尉”分别统领的三套人马，执行不同的安保任务，警卫力量分工明确。 　　遗憾的是，虽然秦朝保卫国家领导人有“三保险”，却是出纰漏最多的朝代之一。 　　比如，秦二世胡亥便是让自己的“警卫队长”、郎中令赵高杀死的。 　　可能是吸取了秦二世被禁军杀死的严重教训，汉朝在保卫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设计上更讲究，分工更明确。西汉有两支武装保卫力量，即“南军”和“北军”。 　　南军是核心警卫，负责西汉皇宫——未央宫的警卫工作，相当于“中南海警卫团”；北军是负责整个长安城防卫工作的，相当于京城卫戍部队。接着，刘彻又改造了北军，增建7支禁军，总共8校尉，分别驻扎在都城郊区，互不统属，直接由皇帝指挥。 　　后来，刘彻还成立了“绣衣直指挥使”，也由皇帝直接指挥。绣衣直指挥使可随时到街头侦察缉捕不法之徒，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特务恐怖组织，后来的明朝锦衣卫也或受此影响。 　　如果皇帝控制不了禁军，麻烦便大了。如东汉末期，皇帝根本指挥不动禁军，曹操成了禁军的实际统帅。最精锐的“虎豹骑”是禁军中的亲军，名义上是保卫献帝刘协，实则是奉曹操之命看守这位皇帝。 　　宋朝警卫部队规模最庞大，创建“三衙禁军”安保体系 　　宋朝禁军规模之庞大、体系之复杂，都是以往所没有的。 　　开国皇帝赵匡胤，曾任后周禁军将领，又是通过兵变坐上皇帝宝座的，深知警卫部队的重要。所以，他格外重视禁军的组建，营建禁卫精兵的同时，又收编地方军，扩充中央禁军，构筑出了史上最庞大的国家警卫部队。 　　宋太祖开宝年间，全国军人37.8万人，其中禁军便有19.4万人。后来每位皇帝都重视禁军的建设，宋太宗至道年间全国军人66.6万，其中禁军35.8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全国禁军达到了82.6万。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禁军不只保卫皇帝，还保卫国家疆土，为国出征。有的驻屯地方，但大部分护卫京城，驻扎于汴京城外。禁军很讲究训练，《水浒传》中的林冲便是汴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其枪棒功夫尤其出色。 　　“京军”中担任皇帝警卫任务的“精兵”，要求日日练武，骑兵每天五练，步兵每天四练。…

　　在给单位取名字这方面，古人确实简洁。举例言之，明清两朝的礼部是一个既负责文化工作又负责教育工作，同时还兼管祭祀和接待外宾的中央机关，古人只用“礼部”这俩字儿就全给概括了。 　　宋朝长官衔比比皆是 　　不过古人也有不简洁的时候，像宋朝时代，各级干部的官衔就非常啰嗦。比如说咱们最熟悉的大清官包拯，也就是戏曲里俗称“黑脸包公”的那位，他去世时的官衔是“枢密副使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东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总共四十五个字。 　　在宋朝，尤其在北宋前期，类似包拯这样长的官衔绝对不是个案。咱们小时候语文课本里那位砸破水缸救小朋友的司马光先生，晚年捧着辛苦编成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向宋英宗献书的时候，用这样一长串官衔来自报家门：“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去掉“臣司马光”这四个字，前面的官衔仍然多达五十二个字，比包拯的官衔还长。 　　假如现在的记者能够穿越时空，去宋朝采访包拯和司马光这两位大佬，问他们能不能把官衔变短一些，估计他们会说不能减短，因为减掉任何一个字都无法准确完整地表达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职能范围。 　　包拯、司马光的官衔无一字多余 　　先说包拯的官衔“枢密副使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东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这一长串官衔其实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开头的“枢密副使”表明了包拯的工作岗位，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朝散大夫”表明了包拯的品级，北宋前期公务员共分二十九个等级，朝散大夫属于第十三个等级；“给事中”表明了包拯的工资等级，北宋前期公务员工资共分二十个等级，给事中属于第十二个等级，这一级别的干部每月能领四万五千文铜钱；“上轻车都尉”表明了包拯的功劳等级，北宋公务员共有十二个功劳等级，上轻车都尉属于第八等；“东海郡开国侯”则表明了包拯的爵位等级，北宋前期高级干部的爵位共有十二等，东海郡开国侯属于第九等；“食邑一千八百户”表明包拯拥有一种名誉上的特权，意思是朝廷拨给他一千八百户农民供他使唤（实际上他连一户也不能使唤）；“食实封四百户”表明了包拯实际上所能得到的福利，表示他每月可以拿到一笔补贴，这笔补贴相当于四百户农民所缴的税收（每户一般都按二十五文计算，包拯食实封四百户，每月大概能领到一万文补贴）；“赐紫金鱼袋”表明了包拯的服装等级，说明他上朝的时候腰侧可以挂一只绣着金鱼的紫色小包——这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最后那个官衔“赠礼部尚书”是包拯去世时皇帝追封的，表明皇帝很怀念他，活着时没让他做到礼部尚书，去世以后也得让他做一回。 　　再说司马光的官衔“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赐紫金鱼袋”。“端明殿学士”是职名，相当于皇帝的高级顾问；“翰林侍读学士”也是皇帝的高级顾问，如果前面加有“知制诰”三个字（王安石的官衔里曾经加过这三个字），表示必须待在皇帝身边，负责出谋划策和起草圣旨，如果不加“知制诰”，就说明正在休假或者已经退休；“太中大夫”是表明品级的官衔，说明司马光在级别上要比身为“朝散大夫”的包拯高出两级；“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属于“祠禄官”，它是朝廷拿来养闲官的一种虚衔，不用去上班，但是却有工资可拿，比如司马光“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并不去嵩山脚下的国立道观崇福宫坐镇，只是在家写写文章，编编史书，每月去财政上领一笔钱就行了；“上柱国”是最高一等的功劳头衔，表明司马光功劳极大；“河内郡开国公”是第六等爵位，表明司马光属于公爵；最后几个官衔跟包拯差不多，“食邑二千六百户”属于名誉上的特权，“食实封一千户”表明实际上的福利（可以算出司马光每月能领补贴两万五千文，是包拯补贴的两倍多），“赐紫金鱼袋”表明服装等级。 　　长官衔有利有弊 　　现在咱们可以看出来，宋朝官员的官衔虽然特别长、特别复杂，不过反映出来的信息也特别丰富，不管哪个官员上朝面圣，不管皇帝对他多么陌生，只要他报出所有的官衔，皇帝立马就能搞明白这家伙有着什么样的品级、什么样的荣誉、什么样的功劳、什么样的爵位以及目前在哪里上班、负责什么工作、每月能领多少钱的工资和能拿多少钱的补贴。简单一句话：长有长的好处。 　　换个角度看，长也有长的坏处。首先是容易让不懂宋朝官场规矩的现代人一头雾水，甚至在阅读史书的时候犯下低级错误。比如我有个朋友研究苏东坡，一翻《宋史》，发现苏东坡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评事”，就认为东坡先生在最高法院当过法官。要是放在唐朝，他的理解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大理评事”就是“大理寺评事”的简称，“大理寺”就是最高的审判机关，“大理评事”当然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了。可是苏东坡是在宋朝当官，他那个时代的“大理评事”根本就不在大理寺上班，只是一个用来给刚入仕途的低级文官定资历、发工资的职称罢了。其实苏东坡刚当官时的官衔全称是“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其中“将仕郎”是用来定品级的，“守大理寺评事”是用来定工资的，只有“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才是他真正的工作岗位，相当于凤翔知府（北宋前期没有“知府”这种官衔，正确叫法是“权知凤翔府”）的助理。由此可见，如果搞不清宋朝的官衔，一不小心就能把一个地方官当成京官，把一个市长助理当成高级法官。 　　其次，那么长的官衔，甭说咱们现在人，就是宋朝人念起来，也得费老鼻子劲。为了不费劲，宋朝人也喜欢称呼简称。比如包拯头衔那么长，人们只好叫他“包枢密”、“包龙图”（包拯做过龙图阁直学士）、“包孝肃”（孝肃是他去世后朝廷给他拟定的谥号）。再比如苏东坡在陕西凤翔当市长助理的时候，人们直接叫他“苏判官”。 　　问题是简称起来也容易搞混。最典型的例子是《水浒传》里那个花和尚鲁智深，出家之前人们叫他“鲁提辖”。其实“提辖”只是掌管的意思，宋朝有很多官衔前面都带着“提辖”两个字：有掌管国库的京官“提辖左藏库”、“提辖封椿下库”，也有掌管公共采购的“提辖杂买务”这些官衔简称起来都是“提辖”。而鲁智深出家前只是甘肃渭州的一个低级武官，他的官衔全称应该是“提辖渭州兵甲盗贼公事”。 　　你瞧，就这么一简称，很多宝贵的信息都给丢失了。（作者：李开周）

　　几次去杭州，都不凑巧，未能造访六和塔。去秋，在浙江大学参加培训之暇，一个周末的午后，信步登上了心仪已久的六和塔。 　　杭州有三座名塔，曰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鲁迅曾有名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真正的雷峰塔仅存遗址，现在的雷峰塔是建于二○○一年的伪文物，倒是六和塔、保俶塔还残存历史的风霜。 　　国庆节后登临六和塔，虽然错过了观赏钱塘大潮的最佳时机，毕竟少了一分“黄金周”的喧嚣与拥挤，相反，却多了一分平常日的闲散与从容。六和塔位于钱塘江北岸，月轮山南麓，北去西子湖不远。通过“六和听涛”的入口，沿阶而上，拐过弯去，一座千年古塔兀立于山水之间，伟岸挺拔，雄峙干云，雍容大度，气魄非凡。 　　六和塔高五十九点八九米，外看十三层，塔内只有七层。《西游记》里常说的“七级浮屠”，指的就是七层宝塔。从塔内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滔滔东去的钱塘江与横跨南北的钱塘江大桥，构成了一座保障杭州高速发展的十字架或立交桥。宋代诗人董嗣杲置身塔顶，仰观俯察，面对无垠时空，曾发出历史的浩叹：“阑槛倚云汉，身疑出上方。乾坤一指顾，吴越两消亡。海接空江白，山分落日黄。伍胥遗恨在，秋草隔沙长。”(《登六和塔》)另一位宋人何宋英，集中强调古塔的山水地理与吴越人文，他如同历史深处走来的歌者：“吴国山迎越国山，江流吴越两山间。两山相对各无语，江自奔波山自间。风帆烟棹知多少，东去西来何日了。江潮淘尽古今人，只有青山长不老。”(《六和塔》)一群中老年组成的外国旅游团兴致勃勃登上了六和塔。螺旋阶梯，攀缘登顶，是要体力的。面对浩茫的钱塘江、蓊郁的月轮山，大自然是无须翻译的，但要理解这千年古塔的东方神韵，是否如同国人游览巴黎圣母院与凡尔赛王宫？六和塔景区，人文荟萃，胜景如云，不仅可以远眺浩荡江水，如虹长桥，片片风帆，苍翠青山，还可以聆听阵阵天风，声声塔铃，辚辚市声。即便来自客乡异域，一样不虚此行。 　　六和塔建于公元九七○年，当时杭州为吴越国西府，塔基原址系吴越王钱弘俶(后称钱俶)的南果园。钱弘俶舍园建塔原为镇压江潮。原塔于北宋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毁于兵火，保存下来的砖筑塔身是南宋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重建的。通常认为，六和塔的名称取义佛教“六和敬”(即“戒和同修，见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又有一说，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取“天地四方”(东西南北天地)之意。 　　游览文物古迹，导游总会编出一堆离奇的故事与传说。六和塔也有一个“六和镇江”的典故。古时钱塘江里有一条性情暴躁的龙王，经常兴风作浪，淹没农田，或打翻渔船，人民怨声载道。渔民的儿子六和挺身而出，发誓效仿精卫填海，用石头填满钱塘江，不让龙王危害人间。六和扔了七七四十九天石头，终于降伏了龙王。后人为纪念六和，在月轮山上修建了这座宝塔，并以六和的名字命名。不知杨子荣的土匪黑话“宝塔镇河妖”，是否来源于此。 　　六和塔的传说，并非都是导游的虚构，有些传说在这里已经物化。塔身北侧，有三尊石雕，其一是“钱王射潮”。传说吴越王钱鏐治理杭州，江边海塘边修边塌，钱王认定系江中潮神作怪，决定镇伏潮神。八月十八日是潮神生日，钱王在江边部署万名弓箭手，潮水高涨之际，一声令下，万箭齐发，射死了潮神，修好了海塘。为纪念此一壮举，人们把塘称做“钱塘”，江也成了“钱塘江”。 　　笔者近期撰写“水浒随笔”，也是此次六和塔一游的动力之一。因为六和塔另外两则典故，都来自《水浒传》。一是“智深圆寂”，说的是花和尚鲁智深随宋江南征方腊，驻扎在六和塔。一天夜里，忽听战鼓雷响，鲁智深提起禅杖迅速冲出禅房。和尚告诉他，这声音不是战鼓响，而是钱塘潮信，鲁智深恍然大悟，记起师父智真长老赠送他的偈语：“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于是焚香沐浴，坐在法堂禅椅上。等到宋江来到，他已闭目圆寂了。 　　再是“武松出家”。鲁智深圆寂之后，宋江等人看望失去一臂的武松，要其随军回京接受朝廷封赏，武松对宋江说：“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尽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宋江再三劝说，武松都不动摇，宋江只得“任从你心”了。武松自此在开化寺出家，后至八十善终。不过，史称六和塔在宣和三年(一说宣和五年)因遭兵燹已被焚毁，直到南宋才得以重建。而宋江等人南征方腊结束于宣和五年九月，鲁智深、武松与六和塔的因缘从何说起？ 　　传说只是传说，六和塔的确受过皇帝的青睐。清高宗弘历曾经六巡此塔。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弘历首次登临六和塔，雅兴大发，竟然为每层题写匾额，曰“初地坚固”、“二谛俱融”、“三明净域”、“四天宝纲”、“五云扶盖”、“六鳌负戴”、“七宝庄严”。其实，在六和塔景区，乾隆皇帝的遗址相当丰富，不仅有他题写的“净宇江天”牌坊(原件已毁，现为刘海粟所题)，塔身西侧的“乾隆诗碑”至今留存，北侧的“六和碑亭”里还矗立“乾隆御碑”，镌刻乾隆御笔《开化寺六和塔记》。 　　在现代史上，六和塔下还举行过一次旷世新锐的集体婚礼。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三对走红影坛的上海明星：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娟，在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取“六”位新人、百年好“合”之义。介绍人是郑君里、李清，证婚人是沈钧儒。沈先生当场赋诗为贺：“塔影潮声共证盟，英雄儿女此时情。愿书词组为君祝，山样同坚海样深。”然而，三对夫妇后来都告婚变，时人戏称“六和塔下六不和”。当年在古塔之下参加婚礼的当事人，在时代洪流中经历了异样的人生。 　　古塔无语，物是人非。只有青山依旧，江水长流。（作者：安立志）